亂世出英雄，亂世也容易出詩人。東漢末年的社會大動亂，不僅造就了壹批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也造就了壹批才華橫溢的詩人。以曹氏父子為首的建安（漢獻帝劉協年號）詩人，在創作上，壹般都具有劉艦所說的“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龍·明詩》）的特征。這群有政治抱負的詩人，關心動亂中的廣大民眾的生活痛苦，渴望建功立業，統壹江山。曹操（155-220）的《雞露行》、《蒿裏行》、《短歌行》、《龜雖壽》、《觀滄海》等詩作，表現了壹個傑出的政治家兼詩人傷時憫亂的悲憤，壹清天下的情懷。曹操的詩都是樂府歌辭，雖沿用漢樂府舊題，但不因襲古辭古意，而是用來寫時事。他的詩充滿悲壯慷慨的激情，語言質樸豪邁。建安詩歌的獨特風貌形成了後來稱之為“建安風骨”的傳統。
所謂建安風骨，壹般可理解為有豐富充實的社會內容、慷慨悲涼的入世情懷以及明朗剛健的語言風格的詩歌藝術風貌。建安風骨的形成，與曹操的詩風和影響有很大關系。建安詩歌為中國的五、七言詩的發展奠定了壹個堅實的基礎。從詩歌形式上看，曹丕（187-226）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壹首完全成熟的七言詩。此前，張衡的《四愁詩》已經具有七言詩的規模，只是仍保留有騷體的痕跡。《燕歌行》是寫思婦離別之情的樂府詩，委婉纏綿，句句押韻，壹韻到底，音節美妙動人，對後世歌行體七言詩有著重要影響。建安詩人中成就最高的是曹植（192-232），他的《白馬篇》，抒發了詩人早期希望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贈白馬王彪》寫兄弟間別後難逢，揭露了統治集團內部的殘酷鬥爭。
《秦山梁甫行》反映了濱海居民的貧困生活，而《美女篇》、七哀詩》則又展示了哀婉纏綿的風格。建安詩壇還有“建安七子”之稱（出自《典論·論文》，指孔融、陳琳、王粱、徐幹、阮璃、應場、劉楨），其中王粲（177-217）的《七哀詩》、陳琳（？—217）的《飲馬長城窟行》、劉楨（？—217）的《贈從弟》等都堪稱名篇佳作。與“建安七子”同時的還有壹位才華出眾的女詩人蔡瑣，約生於172-178年間，卒年不詳。她字文姬，是著名作家和學者蔡邕的女兒，博學多才，尤精音律。漢末動亂，流落南匈奴12年，被曹操贖回，重嫁於同郡董氏。現在流傳下來的題為蔡瑣的作品***3篇：五言《悲憤詩》、騷體《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其中後兩篇作者真偽的爭議較大，而五言《悲憤詩》學術界壹般認定為蔡瑣所作，它是中國最早的文人長篇敘事詩。
這是壹篇帶有自傳性質的敘事詩，寫出漢末戰亂給人民造成的災難以及婦女在戰亂中的悲慘命運。魏末的阮籍（210-263）把五言抒情詩寫作藝術提到了壹個新的高度。他的82首《詠懷》詩，雖非壹時所作，但它集中而真實地表現了詩人復雜的內心世界。《詠懷》詩是特定的政治恐怖時代的產物。阮籍通過比興、象征、暗示等表現手法來抒發難以直言的個人情懷，豐富了中國古典抒情詩主體自我表現的言說技巧。阮籍的《詠壞》詩對後來的中國詩人產生過較深遠的影響，如庾信寫過《擬詠懷》。李商隱的“無題”詩也可看作是寫得很好的“詠懷”詩。到了晉代，詩壇上出現了壹種宣傳老莊思想的玄言詩流派。玄言詩在思想史上有壹定的價值，但是在文學史上也許價值不大，因為它們的文學性較差。
正如鐘嶸《詩品序》所批評的：“永嘉（307-313）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愛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溫）、庾（亮）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西晉初年的左思和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是這壹時期不受玄言詩幹擾而在詩歌上有突出成就的詩人。左思（約250-305）的代表作品是《脈史》，他創造性地發展了東漢班固所開創的所謂壹詩詠壹事的詠史詩形式，借用對史事的評論或感嘆來宣泄對現實的不滿，名為脈史，實為詠今、詠懷。這種借古諷今、論古說今的詠史詩，是中國古代詩人為表達歷史情懷而非常樂意采用的壹種形式。陶淵明（365-427）是曹植以後，李白、杜甫以前最重要的詩人。他處於晉、宋政權交替的時代，壹生做過幾任小官，但他“不為五鬥米折腰”，恥於降誌辱身的官場生活，心甘情願長期隱居。
恬靜優美的農村田園生活陶冶了他的性情和詩趣。在他現存120多首詩中，最為人們傳誦的是贊美自然風景、描寫農耕生活的詩篇，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歸園田居》5首、《飲酒》20首。後者第五首確實值得反復吟誦：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鄉佳，飛島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淵明雖然強烈向往和追求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生活，但他終究不能完全忘懷現實，所謂“猛誌固常在”（《讀山海經》第十首）之類“金剛怒目”（魯迅語）的詩，構成其作品風格不可忽視的另壹面。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壹個具有長久影響力的詩人，其平淡自然的田園詩風，雖在《詩品》中受到批評（“世嘆其質直”），卻成為後來田園詩寫作的壹種範式。
作為壹個“獨善其身”的“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的心態、寫作、處世方式和人格魅力，成為後代詩人不斷追慕或模仿的榜樣。自南朝詩人鮑照、江淹寫過學陶體的詩歌後，歷代“擬陶”、“和陶”詩相沿成風，蘇東坡可以說達到了壹種極致。在中國文學接受史和影響史上，陶淵明是壹個有特殊意義的個案，其中有些問題的原因我們現在還不太清楚，如對與陶淵明同時的許多作家或詩人都進行過評論的《文心雕龍》為什麽沒有提及陶淵明，而與劉魏同時的鐘嶸在《詩品》中雖有論及卻把他列入“中品”左、陶之外，還應提及的詩人是劉琨（270-317）和郭璞（276-324）.前者現存詩歌雖然只有3首，但其《扶風歌》所洋溢的愛國激情對後代詩人如陸遊等產生過深遠影響。後者的代表作《遊仙詩》14首，開啟了借遊仙以詠懷的壹種抒情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