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自東晉佛經在中國翻譯流傳後，中國文學的內容形式和思想理念受到了深遠的影響。佛經中豐富的譬喻故事令中國文士大開眼界，而主要是佛教思想特別是唐以後興起的禪宗思想開拓了文學家們的視野和思想境界。禪宗的語錄（宋代程朱語錄之模範）及宋代興起的以說唱、詩歌合體的佛經變文（“唱導”）實為明清白話小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詩歌方面，首先受印度聲明的影響，導致了中國漢語言四聲的發明及詩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南齊·沈約“八病”之說，指詩歌韻律的八種禁忌：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基於此理論的詩歌被稱為“永明體詩”或“新體詩”。因當時皇室推崇，而成文壇主流，以致陳隋嗣其余風，演為唐駢文幾三唐詩體。到唐代，禪宗盛行。詩人受禪宗的影響，開始追求高遠的意境，以情入景的詩風開始流行。初唐如王維（701－761，字摩詰）、孟浩然（689－740），中唐如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等。至宋代，詩風發展為融景入理，代表認為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諸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生在此山中”之佳句，意境高妙，令人回味無窮。　　另壹方面，因佛經或是五言、七言詩體，或是長行，長行之中亦有述事、問答，乃至譬喻等，不象早期中國文學作品所具的單壹性，所以唐以後中國文學作品出現的多元化趨勢，實是受佛經的啟發。更為重要的是佛教苦空無常和因果輪回的思想壹直貫穿於宋以後的詩詞、戲曲、小說之中。宋詞中當以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為代表。元曲中，《西廂記》以壹場驚夢終結，《桃花扇》以“猛擡頭，秣陵重到，殘車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作余韻，皆是“人世無常”之觀念。明清小說中《西遊記》自不必說，《三國演義》雖是描寫三國群雄戰爭，而開篇題詞即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求月春風。壹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點明意旨。《紅樓夢》描寫榮華富貴、兒女情長，洋洋大觀，最後以人亡家敗為結局，也以壹場大夢譬喻人生壹世。其他諸如《聊齋誌異》、《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章回筆記小說，無不以宣揚因果報應思想為主題。　　由於受到印刷術、民眾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制約，佛教的弘傳最初僅限於貴族社會或少數知識分子中間。為了使佛法普及，壹種淺顯而活潑的弘法方式－－“唱導”應運而生。梁·慧皎《高僧傳》載：“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生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旁引譬喻。其後廬山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齊集，輒自升高座，躬為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卻辯壹齊大意。後代傳授，遂成永則。”對唱導之效，《高僧傳》說：“談無常則會心形戰栗，話地獄則布淚交零，征（表現）昔因則如見往業，覆當果則示來報，……於是合眾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常，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唱導是融宣講、唱誦壹體的弘法方式，這種方法到了唐代，更發展為“俗講”（與正規“僧講”相對），而變文就是俗講之話本。以通俗文字顯示佛經中神通變化之事，即稱“變文”。變文以駢文和散文相混合交織的形式，壹改過去單純駢散的文學體裁，內容主要有“維摩詰經變文”、“譬喻經變文”、“八相成道變文”、“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降魔變文”等等。從俗講史料眾。可知最初的變文只限於宣傳佛教教義，後來出現以非佛教的歷史事件與民間故事（伍子胥、王昭君等故事）的變文，並占據了主導地位。從宋人話本、鼓子詞、諸宮調、彈詞、戲曲、小說各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史極其深遠的。　　在文學理論方面，佛教對文學評論的影響也頗深遠。推其原始，劉勰之《文心雕龍》，實肇其端。劉勰（約465－約532）南朝梁文學理論批評家，字彥和，原籍山東，世居京口（江蘇鎮江）。早孤，不婚娶，移沙門僧佑居處，積十余年，研究佛學、博通經論。後出家，法名慧地。《文心雕龍》寫於齊末，是古代文學理論的巨著。其後如司空表聖的《詩二十四品》（主張不著壹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詩當於妙語中求之，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直標空靈），袁枚之“性靈”說（謂詩當從真性中流出，若執人話柄、學人模樣，便不為佳），無不受禪宗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