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同反對上官體的纖微雕刻、綺錯婉媚，提倡剛健骨氣，成為初唐詩歌準備時期的壹股新生力量。而四個人的創作個性又有所不同，其中，盧照鄰、駱賓王長於歌行，王勃、楊炯長於律濤。“四傑”作詩，重視抒發壹己情懷，作不平之鳴。在詩中開始出現了壹種壯大的氣勢和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在古體和歌行中表現得尤為充分。
“初唐四傑”對唐詩的貢獻主要表現在：
壹、題材、內容的大。他們把描寫場景和題材由宮廷轉為走向市井，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從臺閣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楊炯《從軍行》。並且詩中出現了壹種壯大的格調氣勢，壹種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特別是盧、駱的七言歌行，氣勢宏大，視野開闊，寫得跌宕流暢，神采飛揚，較早地開啟了新的詩風。有的詩篇有壹種昂揚的抱負和氣概，這主要反映在他們羈旅送別之作和邊塞詩中，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二、對詩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首先，五言八句的律詩開始初步定型，尤其是王勃、楊炯的五律，追求對偶的整齊和聲律的協調，感情相對穩定，具有壹種自負的雄傑之氣和慷慨情懷。楊炯的五言律已完全符合近體的粘式律，對五言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古體和歌行體特別是盧照鄰和駱賓王的七言歌行已趨向完備化，氣勢宏大，視野開闊，有剛健之氣。如盧照鄰的《行路難》、駱賓王的《帝京篇》。
當然，“四傑”詩風亦屬“當時體”，並沒有完全擺脫當時流行的宮廷詩風的影響，但聲律風骨兼備的唐詩是從他們開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