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 白居易
人間四月芳菲盡，
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
不知轉入此中來。
在人間四月裏百花雕零已盡，高山古寺中的桃花才剛剛盛開。我常為春光逝去無處尋覓而悵恨卻不知它已經轉到這裏來。
大林寺: 在廬山大林峰，相傳為晉代僧人曇詵所建，為中國佛教勝地之壹。
人間: 指廬山下的平地村落。芳菲：盛開的花，亦可泛指花，花草艷盛的陽春景色。盡：指花雕謝了。
山寺: 指大林寺。始：才；剛剛。
長恨: 常常惋惜。春歸：春天回去了。覓：尋找。
不知: 豈料，想不到。轉：反。此中：這深山的寺廟裏。
該只有短短的四句，從內容到語言都似乎沒有什麽深奧、奇警的地方，只不過是把“山高地深，時節絕晚” 、“與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節候，做了壹番紀述和描寫。但細讀之，就會發現這首平淡自然的小詩，卻寫得意境深邃，富於情趣。
詩的開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兩句，是寫詩人登山時已屆孟夏，正屬大地春歸，芳菲落盡的時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 —— 壹片始盛的桃花。從緊跟後面的“長恨春歸無覓處”壹句可以得知，詩人在登臨之前，就曾為春光的匆匆不駐而怨恨，而惱怒，而失望。因此當這始所未料的壹片春景沖入眼簾時，該是使人感到多麽的驚異和欣喜。詩中第壹句的“芳菲盡”，與第二句的“始盛開” ，是在對比中遙相呼應的。它們字面上是紀事寫景，實際上也是在寫感情和思緒上的跳躍 —— 由壹種愁緒滿懷的嘆逝之情，突變到驚異、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開頭，詩人著意用了“人間” 二字，這意味著這壹奇遇、這壹勝景，給詩人帶來壹種特殊的感受，即仿佛從人間的現實世界，突然步入到壹個什麽仙境，置身於非人間的另壹世界。
正是在這壹感受的觸發下，詩人想象的翅膀飛騰起來了。“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詩人想到，自己曾因為惜春、戀春，以至怨恨春去的無情，但誰知卻是錯怪了春，原來春並未歸去，只不過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壹樣，偷偷地躲到這塊地方來罷了。
這首詩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美麗；而且還把春光擬人化，把春光寫得仿佛真是有腳似的，可以轉來躲去。不，豈只是有腳而已，看它簡直還具有頑皮惹人的性格呢。在這首短詩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寫得是如此的生動具體，天真可愛，活靈活現，如果沒有對春的無限留戀、熱愛，沒有詩人的壹片童心，是寫不出來的。這首小詩的佳處，正在立意新穎，構思靈巧，而戲語雅趣，又復啟人神思，惹人喜愛，可謂唐人絕句小詩中的又壹珍品。
人間四月芳菲盡， 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 不知轉入此中來。海拔越高，溫度越低，所以季節的出現也較陸地晚這裏就提出了壹個問題：大林寺的桃花在季節上為什麽比山下要開得遲？從氣象的角度來解釋，答案只有壹個，這就是“受了氣溫垂直差異的影響。也就是說，大林寺桃花之所以開得遲，原因是由於這裏是“山地氣候” 的緣故。
常識告訴我們，在山地地區，氣溫是隨著地勢的高度的上升而相應遞減的。壹般說， 高度每升高100米，氣溫就下降0.6℃。當山地垂直起伏到幾幹米時，氣溫的垂直差異就更為明顯。加上植物對氣溫的適應能力不同，這樣，處於不同高度地段的植物景觀必然就會出現差異。廬山海拔高度約1 400米，山頂氣溫比山麓平川地區壹般要低8～9℃；大林寺位於今日廬山“花徑風景區”，比山下平原高出1 100余米，氣溫較山下的九江市壹帶低6～7℃；加以廬山地處長江與郡陽湖之間，江湖水汽郁結，雲霧彌漫，日照不足，更使山上的氣溫降低，春天當然就來得遲了。
對於這個道理，生活在壹千多年前的白居易自然是無法理解的。這從他在《遊大林寺序》中所寫的壹段話“大林窮遠，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四月)，正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花，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壹世界者”，可以證明。 其實，氣溫垂直變化對植物的影響，不僅在廬山是這樣，就是在別處也不例 外。試以喜馬拉雅山在我國境內壹段山地為例，位於山地東南谷地的察隅、墨脫壹帶，由於海拔較低，日照充足，氣溫較高，可以種植水稻、玉米、柑桔等喜高溫作物；由此往上，到海拔3 000米處，氣溫下降、雨水減少，只能種青裸、小麥壹類作物；再往上，則是草木稀疏的高山牧場；雪線以上則因終年積雪、氣候惡劣，除了偶爾長著幾棵雪蓮以外，啥植物也長不了。可見，在山地地區，植物在垂直分布上的差異性是與山地氣候要素壹壹氣溫和降水的垂直變異分不開的。所以山地地區的氣候就表現出了“壹山有四季，十裏不同天”的特色了。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河南新鄭(今河南鄭州新鄭市)人,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壹。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於鄭州新鄭東郭宅(今新鄭市東郭寺村)。白氏祖籍山西太原，白居易本人就出生於河南新鄭。卒後葬於河南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刑部尚書。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新樂府運動倡導者，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稹交好並稱元白,晚年多與劉禹錫酬唱並稱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