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這是陸遊膾炙人口的傳世名作《劍門道中遇微雨》。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冬，陸遊由南鄭(今陜西漢中)王炎幕府前往成都任安撫司參議官，調任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這首詩就是自南鄭赴成都途經劍門時所寫。既然是上任，理應騎馬才對，陸遊為何騎驢呢？第三句“此身合是詩人未”問得奇，第四句“細雨騎驢入劍門”答得妙。雖然是詩人的自問自答，卻意味深長，引人思索。陸遊之前唐宋兩代的許多詩人如李白、杜甫、陳子昂、高適、岑參、白居易、蘇舜欽、蘇軾、黃庭堅等，都與入蜀有關；而詩人和騎驢又有什麽關系呢？驢這種動物是如何與詩人走到壹起的呢？這是壹個值得探究的話題。
驢與文學以及知識分子的結緣
許慎《說文》中說：“驢似馬，長耳；蒙，驢子也。”驢之為物，長得像馬，但出身、個性和才幹都無法與馬相提並論。它與文學結緣，可追溯到秦漢時期的詩賦創作中，如《楚辭·七諫·謬諫》：“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楚辭·九懷·株昭》：“驥垂兩耳兮，中阪蹉跎，蹇驢服駕兮，無用日多。”將“驢”稱為“蹇驢”，對其不堪重用持鄙視態度。詩中的蹇驢與騏驥形成鮮明對照，二者同為寓托之物，作為自然的獨立的生命個體，與作者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系。驢在文化史上的命運可謂坎坷，它壹進入文學作品，就受到文人的輕賤，後來，由於偶然的機緣，境況漸漸改變。正如顧炎武所說：“嘗考驢之為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