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0年到1600年是莎士比亞創作的早期，又稱為歷史劇、喜劇時期。這壹時期莎士比亞人文主義思想和藝術風格漸漸形成。當時的英國正處於伊麗莎白女王統治的鼎盛時期，王權穩固統壹，經濟繁榮。莎士比亞對在現實社會中實現人文主義理想充滿信心，作品洋溢著樂觀明朗的色彩。這壹時期，他寫的歷史劇包括《理查三世》（1592）、《亨利四世》（上下集）（1597—1598）和《 亨利五世 》（1599）等9部。劇本的基本主題是擁護中央王權，譴責封建暴君和歌頌開明君主。比如，《亨利四世》展現的是國內局勢動蕩的畫面，貴族們聯合起來反叛國王，但叛亂最終被平息；王太子早先生活放蕩，後來認識錯誤，在平定內亂中立下戰功。劇作中，歷史事實和藝術虛構達到高度統壹。人物形象中以福斯塔夫最為生動，此人自私、懶惰、畏縮，卻又機警、靈巧、樂觀，令人忍俊不禁。
這壹時期創作的喜劇包括詩意盎然的《仲夏夜之夢》（1596）、揚善懲惡的《威尼斯商人》（1597）、反映市民生活風俗的《溫莎的風流娘兒們》（1598）、宣揚貞潔愛情的《無事生非》（1599）和歌頌愛情又探討人性的《第十二夜》（1600）等10部。這些劇本基本主題是愛情、婚姻和友誼，帶有濃郁的抒情色彩，表現了莎士比亞的人文主義生活理想。與此同時，他還寫了《羅密歐與朱麗葉》（1595）等悲劇3部，作品雖然有哀怨的壹面，但是基本精神與喜劇同。莎士比亞還寫有長詩《維納斯和阿多尼斯》（1592—1593）、《魯克麗絲受辱記》（1593—1594）和154首十四行詩。
17世紀初，伊麗莎白女王與詹姆士壹世政權交替，英國社會矛盾激化，社會醜惡日益暴露。這壹時期，莎士比亞的思想和藝術走向成熟，人文主義理想同社會現實發生激烈碰撞。他痛感理想難以實現，創作由早期的贊美人文主義理想轉變為對社會黑暗的揭露和批判。莎士比亞創作的第二時期（1601—1607），又稱悲劇時期。他寫出了《哈姆萊特》（1601）、《奧瑟羅》（1604）、《李爾王》（1606）、《麥克白》（1606）和《雅典的泰門》（1607）等著名悲劇。《奧瑟羅》中出身貴族的苔絲狄蒙娜不顧父親和社會的反對，與摩爾人奧瑟羅私下結婚，表現了反對種族偏見的主題，而導致他們悲劇的原因不僅是奧瑟羅的嫉妒，而且是以伊阿古為代表的邪惡勢力的強大。奧瑟羅臨死前的清醒，包含著人類理性的勝利。《李爾王》中展現的則是壹個分崩離析的社會，李爾王因為自己的剛愎自用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也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主人公從具有絕對權威的封建君主變成了壹無所有、無家可歸的老人，人物命運和性格發生巨大的變化，這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最具特色。《麥克白》中，壹位英雄人物由於內在的野心和外部的唆使，成為個人野心家和暴君。其悲劇意義在於，個人野心和利己主義可以毀滅壹個原本並非邪惡的人物。總體而言，這些悲劇對封建貴族的腐朽衰敗、利己主義的駭人聽聞、金錢關系的罪惡和勞動人民的疾苦，作了深入的揭露；風格上，浪漫歡樂的氣氛減少，憂郁悲憤的情調增加，形象更豐滿，語言更純熟。
1608年以後，莎士比亞進入創作的最後時期。這時的莎士比亞已看到人文主義的理想在現實社會中無法實現，便從寫悲劇轉而為寫傳奇劇，從揭露批判現實社會的黑暗轉向寫夢幻世界。因此，這壹時期又稱莎士比亞的傳奇劇時期。這時期，他的作品往往通過神話式的幻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來解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作品貫串著寬恕、和解的精神，沒有前期的歡樂，也沒有中期的陰郁，而是充滿美麗的生活幻想，浪漫情調濃郁。《暴風雨》（1611）最能代表這壹時期的風格，被稱為“用詩歌寫的遺囑”。此外，他還寫有《辛白林》和《冬天的故事》等3部傳奇劇和歷史劇《亨利八世》。
莎士比亞的作品從生活真實出發，深刻地反映了時代風貌和社會本質。他認為，戲劇“仿佛要給自然照壹面鏡子：給德行看壹看自己的面貌，給荒唐看壹看自己的姿態，給時代和社會看壹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記”。馬克思、恩格斯將莎士比亞推崇為現實主義的經典作家，提出戲劇創作應該更加“莎士比亞化”。這是針對戲劇創作中存在的“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的缺點而提出的創作原則。所謂“莎士比亞化”，就是要求作家象莎士比亞那樣，善於從生活真實出發，展示廣闊的社會背景，給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提供富有時代特點的典型環境；作品的情節應該生動、豐富，人物應該有鮮明個性，同時具有典型意義；作品中現實主義的刻畫和浪漫主義的氛圍要巧妙結合；語言要豐富，富有表現力；作家的傾向要在情節和人物的描述中隱蔽而自然地流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