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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曲賦文·謁文公上方》原文與賞析

《詩詞曲賦文·謁文公上方》原文與賞析

杜 甫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

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疏。

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

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

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

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余。

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

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

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

久遭詩酒汙,何事忝簪裾?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

願聞第壹義,回向心地初。

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

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這首詩是寶應元年杜甫在四川梓州寫的。全詩在結構上分為三部分。“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疏。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山野中的佛寺,靜靜地坐落在高大的喬木的掩映之中。以隱襯野,又統壹於參天古樹的氛圍裏,起筆用詞便古拙,造境便神秘。僧房高下層疊、排比森然,但見石門日色,於凡俗迥異,紫色的煙霞繚繞著疏密有間的繁枝茂葉。藤蘿輕擺,披著燦爛的霞光招惹石階,於是,淩風的石階也呈出裊娜窈窕的倩影。《高僧傳》載:惠永住廬山西林寺,屋中常有壹虎,人或畏之,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又潭州善覺禪師,以二虎為侍者。杜甫在這裏用佛典,意在比喻禪師文公的力神通。這壹段落記上方(釋家術語。原指山中佛寺。後稱住侍之人。因其所居在寺之最高深處。)景象,只得層層遞進,井然有序。從遙望寺前,到近至山門,再牽出入寺之路,終於直造寺中文公廬。猶如電影的遠景鏡頭漸進到特寫鏡頭。“庭前猛虎臥”來得突兀,與前構成剛柔對比,使上方景象的色調愈發豐富、鮮明。

詩的第二部分為贊文公道法。“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余。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鳥瞰人寰的千村萬落,只見世俗的煙塵在腳下的石階上飄集浮動。這個文公,不僅與世隔絕,而且不復布道。十年之前曾開堂說法,而今壹並謝去,清凈寂滅,惟存性體圓明。信從他的人布金滿地,而他不聞不問,職大珠之脫玷翳,如皎月之照太虛,渾穢全消,酬應屏絕。在這裏,杜甫用了幾個佛典。壹是《西域記》善施長者給孤獨的故實,寫成“長者自布金”。二是《法苑珠林》:西方,壹月分為黑白,初月壹日至十五日名為白月。十六日已去至於月盡,名為黑月。寫成“白月當空虛”。三是《續高僧傳》載法雲講《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於堂內,升空不墜;勝光寺道宗講大論,天雨眾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寫成“吾師雨花外”。老杜對佛典極熟,信手拈來化作詩的語言。古人講杜詩無壹字壹句無來處,雖然有絕對化的壹面,但杜甫確實“讀書破萬卷“才”下筆如有神”。關鍵是把知識、學問修透到審美機制中把握,使知識、學問有了藝術生命。

上方景象和文公道法對於詩人來說都是客體,當然移入了他的濃厚的神馳、贊美的情感。以下順理成章,直抒胸襟,敘來謁之意。“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汙,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壹義,回向地心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杜甫感嘆自己多年來隨波逐流,方南忽北,蕪蔓不治,久失耘鋤。再加上詩酒放情,簪裾被體,為塵俗重重墮落、種種糾纏,詩人十分困惑,詩酒何益於身?簪裾何被於體?難道貴者王侯,賊者螻蟻,不是終將同歸於盡嗎?而人生心地之初,卻有所謂第壹義者(佛教修行,最重初心,認為初發心時,便成正覺。麽壹義,據《涅槃經》:出世人所知,名為第壹義諦,世人所知,名為世諦),反倒不知置於什麽地方了。因此,詩人懇望文公禪師能大舍金篦之刀,刮去佛盲的眼膜,使其重見光明。《涅槃經》雲:如盲人為治目,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篦決其眼膜。“車渠”是壹種出產於古大秦及西域諸國的玉石,為佛家行施之物。杜甫十分崇拜文公禪師的佛法,希冀以此汲引無生(佛教宣傳萬物無生無滅,四大皆空,通過“寂滅”解除自我煩惱,故雲無生),探源至理;老師雖然善萬而藏,不以示人,而今能肯為我吹噓壹下嗎?

《謁文公上方》屬於杜詩幹謁文字的壹種,只不過幹謁的對象不是達官貴人,而是遠離塵世的和尚。這首詩以上方景象襯文公道法,再以文公道法襯詩人心路,流轉自如,述情懇切。杜甫把佛家術語或典故用詩的語言寫出,把描述出家地和出家人的神秘氣氛與披露自己心態的執著,以直白寫實的風格嚴謹地結合起來,層次分明,環環相扣,通過各種比喻,富於美感的形象語言,使讀者並不因為這些術語或典故的運用,而覺得詩歌枯燥乏味,誠如前言,這是經過了審美化處理的佛學知識,“化書卷見聞作吾性靈”,詩人平時的學問積累,在審美感興的過程中深花進去,又伴隨著強烈的迷佛情感爆發出來。值得註意的是,詩人的迷佛是壹種復雜的文化現象。在唐代,《法華經》、《華嚴經》、《維摩經》等佛學經典,都是文人案頭必備之書。同時不少文人又大量翻譯了佛教故事、寓言,進而擴大了佛教的影響,形成了壹種出世文化精神。它深深地影響了了杜甫“奉儒守官” 的儒家人生觀。詩人以儒家學說為本,充滿了忠君愛國、建功立業的思想,同時輔之以佛教思想,以作為個人的內在的修身養性之道。當他政治上失意、生活上落魄的時侯,便恰好以佛教思想為武器,尋求精神解脫。清代佚名著 《杜詩言誌》評論這首詩說得很有道理:“少陵是壹不能忘世人,雖然流離顛沛之中,而忠君愛國之意,猶然不釋,本與文公自是兩塗。若果能作忘世想,則當天寶年間,朝廷將亂之日,早已同孔巢父掉頭而去矣,寧至今日耶? 故知此語不過為壹時消遣,非其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