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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學的代表作和人物?

先秦文學主要是周代文學,尤其是東周即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學,《詩經》、史傳散文、諸子散文和楚辭是周代文學的主體。

《詩經》產生於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是中國最早的壹部詩歌總集,也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文學作品。《詩經》以外的古逸詩散見於後世的著述,真偽難辨,因而《詩經》也是西周至春秋時代唯壹的詩歌總集。西周以前的歌謠都非常簡短,只是具備詩歌的雛形。到了周代,詩歌在原有的基礎上繁榮起來,這些詩歌許多被收入《詩經》。《詩經》屬於集體創作,有廟堂樂歌、民族史詩和政治諷刺詩,也有大量的民歌。《詩經》民歌的內容和形式豐富多彩,開創了中國詩歌現實主義的源頭,在中國文史上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先秦時代的散文主要有史傳和諸子兩大類別。史傳散文也就是歷史散文,先秦兩漢時代史書的概念還不夠明確,《漢書?6?1藝文誌》中尚未設立“史部”,史書只是作為儒家經典或經典的附庸而存在。《春秋》本來是壹部編年體簡史,但人們並未將它看作史書,而是確定為儒家經典。《左傳》與《春秋》有經傳關系,用史實解釋經文,解經的文字就是傳,故稱為史傳散文。劉勰的《文心雕龍?6?1史傳》中所列舉的書例除《左傳》之外,都與“經”沒有必然的聯系。

《左傳》是中國最早的壹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也是中國最早的壹部敘事文學名著,壹般認為是左丘明為解釋《春秋》而作。其體例編次與《春秋》相同,用具體的歷史事實解釋《春秋》經文,內容自成系統,思想也與《春秋》有所區別,可以脫離《春秋》而獨立。《左傳》全面反映了春秋時代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歷史進程,並通過時人的講述,記載了西周以前的古史和傳說。《左傳》長於敘事,尤其善於描寫戰爭;語言凝煉傳神,溫文爾雅,含蓄委婉,幽默生動;作品通過敘事、描寫戰爭和記錄人物語言,客觀上刻畫出大批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形象,是中國敘事寫人文學的良好開端。

《國語》被認為是左丘明的另壹部著作,是中國最早的壹部國別體史書。《國語》與《春秋》沒有必然的聯系,由於全書的主要史實與《春秋》、《左傳》相合,所以又被稱為《春秋外傳》。其中極少數篇章的記事起於西周穆王時期,比《左傳》早二百多年,絕大多數篇章與《左傳》相表裏。《國語》長於記言,樸實平易,含義深永。或幽默生動,情景畢現;或寓莊於諧,妙趣橫生;或純樸自然,富於哲理;更有不少長篇宏論說古道今,具備論說文的基本格局。

《戰國策》是戰國時代的縱橫家書,成書於西漢晚期。其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秦、齊、楚、趙、魏、韓、燕七雄並立,東周、西周、宋、衛、中山僅可立國。秦國與崤山以東某強國聯合起來對付其他國家稱為“連橫”;崤山以東諸侯各國聯合抗秦則稱為“合縱”,從事連橫或合縱的政治家就是縱橫家。《戰國策》是壹部縱橫家書,反映戰國時代縱橫捭闔的政治鬥爭。《戰國策》的語言鋪張揚厲,誇飾渲染,富於雄辯的氣概。描寫人物註重外貌肖像和行動細節的刻畫,采用欲揚先抑等多種手法,人物刻畫成為作者的主觀寫作動機。

戰國時代人才輩出,各家學派的代表人物統稱為諸子。諸子為謀求解決社會矛盾,提出種種治國方略,遊說辯論,著書立說,學術思想和文學創作空前繁榮,形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百家並非實數,只是極言學術流派之多。《漢書?6?1藝文誌》載九流十家,依次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九家,師承嬗傳,各成流派,故又稱九流。小說家出於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不成流派而充為十家,其中影響較為深遠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促使諸子散文蓬勃興盛,主要有戰國初期的《論語》和《墨子》,戰國中期的《孟子》和《莊子》,戰國末期的《荀子》和《韓非子》等。就學術派別而言,《論語》、《孟子》、《荀子》屬於儒家,《墨子》屬於墨家,《莊子》屬於道家,《韓非子》屬於法家。就文章體例而言,《論語》是典型的語錄體。《孟子》和《莊子》屬於論辯文,但《孟子》尚未脫盡語錄體,《莊子》已接近專題論文。《墨子》、《荀子》和《韓非子》都是以題概篇的專題論文。

先秦諸子散文都是政治或哲理內容,屬於論說文的範疇。然而這些著述的議論說理都註重具象化、形象化,不同程度地采用寓言、比喻、誇張、擬人等文學手法,大多重文采,激越酣暢,宏麗恣肆,想象奇特,辭采華茂,甚至還刻畫出生動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寓言尤為特色,先秦諸子既大量運用民間寓言,也自行創作寓言,內容豐富,故事生動,手法多種多樣,充滿智慧和風趣,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