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於孔寶 來源：《詩經研究》（韓國）2004年第3?4輯 日期：2005-7-10 點擊次數：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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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國風》中的《齊風》是齊國的民歌。這些民歌是《雞鳴》、《還》、《東方之日》、《東方未明》、《南山》、《甫田》、《盧令》、《敝笱》、《載驅》、《猗嗟》。
壹、《齊風》產生的社會環境
姜太公呂尚是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因在興周滅商過程中立下顯赫功勛，被列為首封。姜太公被封於東夷之地營丘，在擊敗了萊夷等部落的侵擾之後，建立了齊國。這位齊國的第壹代君主，從建國之初，就註重發展經濟，努力尋求富國強兵之策。史書對太公通權達變、因地制宜地發展經濟及其卓著成就多有記載。姜齊在建國之初，就註重發展經濟，努力尋求富國強兵之策，開始走上富強之路，為以後齊國的繁榮與強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春秋時，齊桓公任管仲為相，進行了壹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制定了“相地而衰征”的新農業稅收政策，創立並實施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鹽鐵專賣制度——官山海，制定了鼓勵和支持對外經濟貿易的各種優惠政策等等，使齊國成為列國之首富，奠定了齊桓公“九合諸侯，壹匡天下”，取得春秋第壹霸主地位的基礎。
戰國時期的齊國統治者，為了爭雄天下，繼續大力發展經濟，特別是齊威王、齊宣王時代，齊國威行天下，呈現出繁榮昌盛、蒸蒸日上的新景象。大縱橫家蘇秦曾這樣描繪齊國都城臨淄的繁華和齊國軍事、經濟實力之雄厚:“齊地方二千余裏，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壹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壹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誌高氣揚。夫以……齊之強，天下莫能當。”（《史記?蘇秦列傳》）齊國的繁榮富強之情景躍然紙上。
從政治條件看，在各諸侯國中，齊國的君主制是比較開明的。姜太公建國之初，為了盡快改變地薄人寡、經濟落後的局面，便擬定和實行了“舉賢而上功”的用人政策。
齊桓公承繼了太公的開明政治，為了爭霸天下，他接受管仲的建議，廣泛招攬賢士。據《管子?桓公問》記載，管仲對齊桓公說：“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管仲對齊桓公講了這些聖明帝王的事跡，無非是要齊桓公仿而效之。所以，當齊桓公問“吾欲效而為之，其名雲何”時,管仲回答說：“名曰嘖室之議。”設置“嘖室之議”這壹機構，是為了便於“下聽於人”、“廣詢天下”及“觀人誹”，並號召、鼓勵人們“非上之所過”，“以正事爭於君前”。可見，“嘖室之議”的主要作用是議論時政，為政府及君主提供咨詢服務。這實際上成為後來稷下先生“不治而議論，以幹世主”之濫觴。管仲為了真正發揮“嘖室之議”的作用，建議齊桓公讓大夫東郭牙主管該機構的有關事宜，並給與賢士優厚的物質待遇，以吸引天下賢能之士。《國語?齊語》記載：“為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盡召天下之賢士。”對於學有特長的賢士，齊國統治者總是想方設法招納之，並委以重任。齊桓公發現“飯牛於車下”的寧戚是個胸懷大誌的賢人，連夜將他接到宮廷，“援之以為卿”。齊桓公路遇麥丘邑人，通過對話，覺得此人亦非等賢之輩，於是“扶而載之，自禦而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新序?雜事》）齊桓公還不顧踐越天子之禮所帶來的非議，“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以致“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矣”。（《說苑?尊賢》）至於他不顧君臣之禮，五次登門請賢士小臣稷出山的故事，更是表現了他求賢若渴的心願。齊桓公、管仲這些尊賢重士的事跡與措施，既是對太公開明政治路線的繼承發展，又為以後齊國的歷代君主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齊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源泉之壹，早在姜太公受封於齊之前，齊地人民就創造了頗具特色的史前文化。考古發掘資料表明，四五十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已有沂源猿人在山東地區繁衍生息。考古工作者在齊文化區發現了近40處古文化遺址，證實了進入新石器時代，齊地先後出現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嶽石文化等。其中，遠古時期的後李文化，距今已有8000余年，早於北辛文化近千年。這就有力地說明，齊地的史前文化是連續發展的，並且成為齊文化的直接淵源。齊地原屬東夷，東夷人是這裏的土著居民，由於居於海濱，浩翰無垠、詭譎多變的大海鑄就了他們發達的思維、爽朗堅強的品格和奇思遐想的浪漫精神。太史公司馬遷評論說：“其民闊達多匿智，其天性也。”（《史記?齊太公世家》）“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 （《史記?貨殖列傳》）齊地土著居民的這些民風民俗特點，受到姜太公的尊重。所以，太公封齊治國伊始，就采取了“因其俗，簡其禮”的方針，即不強制推行繁縟的禮儀制度而尊重當地民風民俗，這種平易近民的民族、文化政策，有利於緩和統治者與東夷人的矛盾，安定社會秩序，從而發展經濟、建立牢固統治秩序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齊桓公時，同樣繼承發展了太公所推行的民族、文化政策。齊相管仲明確提出了“與俗同好惡”的主張，強調“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記?管晏列傳》）,把齊文化務實開放、通權達變的精神發揚光大。對於姜太公“因民俗”的思想，管仲及其後學不僅作為治國的壹個重要方針大加發揮，並且從理論上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述（王德敏：《太公與齊文化》）。齊人的闊達足智、思想觀念的自由開放，使他們易於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而齊國統治者“因民俗”的文化政策，更加張揚了齊人的廣闊胸襟和齊文化的博大宏富。
《齊風》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產生的，是齊人對齊國社會生活景況的抒發和宣泄。吳公子季劄觀《齊風》，贊嘆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師乙與子貢論樂，師乙認為：“溫良而能斷者，宣歌《齊》。”這裏的《齊》即指《齊風》。並進壹步說：“《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能保此？”（《禮記?樂記》）。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評論說：“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裏，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二、《齊風》的性質與風俗特色
詩是詩人情感的抒發與宣泄，抒發與宣泄都有其客觀對象，即所謂觸景生情。齊國社會生活現實之景，正是《齊風》所產生的根由。《齊風》反映的“現實之景”，大致而言，主要體現於婚戀、田獵、夷俗仁、樂舞等方面。通過這些方面，而窺齊俗之壹斑。而透過齊俗，亦可察觀齊國之“現實之景”。正如宋代理學大師朱喜《詩經集傳》所雲：“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期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詩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此儒教詩說雖濃重，然民俗與“現實之景”的關系卻有所揭示。
對於《齊風》的性質及基本思想，以《詩序》作者及漢宋諸儒為代表，將《齊風》界定為刺詩，有刺淫、刺荒、刺時、刺衰、刺無節諸說，即便如清代“欲探求古人作詩本旨而原其始意”的方潤玉，在其《詩經原始》中，仍然表現出壹副封建衛道士的面目。他或則把壹些情詩戀歌說成是“刺淫之作”；或則以“古詩人多托男女情以寫君臣朋友義”為理由，把壹些情戀詩說成是抒寫君臣大義的作品。《齊風》作為民歌，自有美與刺之目的與功能，壹概將《齊風》總括為“無刺”之詩，亦失允當。其實，《南山》、《敝笱》、《載驅》乃送女出嫁之辭，《猗嗟》乃嶽家贊婿之歌，二都皆屬嫁娶禮儀之詩。《盧令》、《還》乃歌頌獵人英武之詩，其余若《東方未明》、《雞鳴》等五篇皆男女相戀之情歌。當然，《南山》確也顯露了齊襄公與文姜兄妹之戀的跡象，《南山》所刺，比照於齊襄公與文姜兄妹之戀的文獻記述，應該是有源有本可溯的。
關於《齊風》產生的年代，可謂眾說紛紜。程俊英《詩經譯註》分析說：“《齊風》***十壹篇，其中《南山》、《敝笱》二篇是揭露譏刺齊襄公和他的胞妹文姜私通的，《猗嗟》是寫外甥魯莊公的射藝，《載驅》寫齊女歸魯的事，都是春秋時期的作品；《還》、《盧令》寫田獵之事，還有壹些反映戀愛婚姻、士大夫家庭生活等的詩。《齊風》產生的年代，可能在東周初年到春秋這壹段時期內。”而金啟華《詩經全譯》則認為“《齊風》的產生時代，約為東周後七十年至九十年間作品。”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齊風總論》說：“《齊風》十壹篇皆刺詩，內刺哀公者二；刺襄公者五；其余刺時、刺衰、刺無節，蓋皆哀公時作；其壹刺魯莊，仍以刺齊襄也。” 《毛詩》謂《雞鳴》、《還》作於哀公時期，為西周周懿王之時。《毛序》說：“《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而姚氏《疑問》則言“此齊國立國之詩”。傅氏《折中》亦雲：“《雞鳴》，美賢妃也。……大約開國之初，尚父之貽謀猶在，故人君勤政於外，夫人儆戒於內，其夙夜興寐、戰戰兢兢、惕厲之精神可以為後世法。” 《左傳》記載春秋時期的季劄評論《齊風》：“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由此觀之，那種謂《齊風》皆為刺詩的觀點與季劄所欣賞者是不合拍的。《齊風》中有刺詩，然並不完全都是刺詩。諸如描寫男女居室之樂的《東方之日》與贊美獵人的《還》、《盧令》等詩歌，若不是囿於儒教詩說的成見，是不可能挖掘出刺淫、刺荒的主旨的。漢儒言詩以刺，宋儒視情為淫，這是儒教詩說無法亦無意逾越的鴻溝，他們蟄居於自己建構的詩說圍城之中而高談闊論，闡發詩的刺世之微言大義。我們認為，《齊風》大約產生於西周太公封齊立國至春秋時期，既有刺世之詩，又有美贊之歌。
社會風俗，按通常的說法，就是在社會生活中相沿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的總和。社會風俗既是壹種生活現象，又是壹種文化現象；其本源於社會生活，約定俗成，而又成為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規範。《漢書?地理誌下》釋風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穎達疏《詩?小雅?谷風》“刺幽王也”，在引述上面漢誌文字後，認為此段文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辭海》“風俗”條孔疏之意謂“由自然條件不同而形成的習尚叫‘風’，由社會環境不同而形成的習尚叫‘俗’”。《新論?風俗篇》也說：“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也。”風俗是最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現象之壹，故有“千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之說。同時，它又最能直接地折射出特定地域之內人們社會生活的風貌。因此，《禮記?曲禮上》說：“入國而問俗。”《管子?八觀》雲：“入州裏，觀習俗。”同書《正世》亦曰：“料事務，察民俗。”《齊風》所反映的齊俗，主要有齊國婚戀風俗，包括自定婚配的自願婚與父母之命、婚妁之言的聘娶婚，母系氏族婚俗的遺風——巫兒與贅婚；田獵與尚武習俗；“夷俗仁”的仁愛傳統；《齊風》是齊國的歌謠，齊國及齊地有深厚的樂舞傳統賴以產生的基礎和條件。關於《齊風》所反映的齊俗，我在《〈齊風〉與齊俗》壹文中作了論列，此不贅述。
三、關於《齊風》的“舒緩之體”問題
班固在《漢書?地理誌》中依據各地不同的社會及自然地理環境影響並形成的各不相同的社會風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並進而指出了《詩經?國風》的各自特點，對齊地齊風的特點記載說：
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峱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劄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在這裏，班固指出了《齊風》的“舒緩之體”特點。班固引用的是三家詩中《齊詩》壹派的《詩經》之《齊風》，“子之營兮”的“營”，《毛詩》作“還”。他所引用的《齊風》的兩首詩《還》和《著》。《還》詩全文是：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著》詩全文是：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班氏所列舉的《還》、《著》二詩，題材、情調各不相同，但是在語言表達上卻有著***同的特點，凸顯了其“舒緩之體”的“齊氣”：多用虛詞、語氣詞；皆為雜言詩，突破了《詩》基本為四言句式的格式限制；不用比興，而用直述其事的鋪陳手法。
《齊風》是齊地的民歌，是從齊地大量的民歌之中所采集的壹部分。《齊風》“舒緩之體”的“齊氣”，正是齊地民歌俗曲的歷史沈澱和特色體現。左思《三都賦序》雲：“風謠歌舞，各附其俗。”曹操《野地黃雀行》亦雲：“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齊將杞梁之妻因夫戰死而哀哭之曲，古詩十九首的《西北有高樓》壹詩記載道：“上有弦歌聲，音響壹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壹彈再三嘆，慷慨有余哀。”這種哀曲鮮明地體現著《齊風》“舒緩之體”的“齊氣”。齊地除《齊風》之外的其他民歌亦是《齊風》“舒緩之體”的“齊氣”的承載體。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遺冠乎！”（《韓非子?難二》）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鋤、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左傳?哀公五年》）
晏子起舞而歌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獲，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壹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史記?孟嘗君列傳》）
齊地詩歌俗曲的“舒緩之體”的“齊氣”體現得淋漓盡致。而這壹“舒緩之體”也是齊人性格和齊地社會風俗的直接反映。正如司馬遷所說：“其民闊達多匿智，其天性也。”（《史記?齊太公世家》）“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史記?貨殖列傳》）班固《漢書?地理誌》說：“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知，賞有功，故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誇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齊地的這種民風民俗對《齊風》及齊地詩歌“舒緩之體”特色的形成有著直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