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古典詩詞寫作及如何走向世界的問題

“詩是不可譯的，中國 古典詩歌更是不可譯的。”愛好古典詩歌的中國人，包括不少作家、學者、翻譯家常常如是說，語氣中帶著七分自豪三分遺憾。然而，話說回來，如果沒有翻譯，中國古典詩歌如何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呢？換個角度來看，中國古典詩歌的出口似乎面臨著壹個兩難境地：壹方面它是地道的國貨，是真正“由中國 制造”的 文化產品，所以更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另壹方面它本來不是為出口而生產的，若不經過這樣或那樣的包裝或改裝，能 成功進入“國際市場”嗎？除非全世界人民都學通了古漢語，自己能欣賞並主動進口原裝的中國古典詩歌。 國人總是擔心自己的民族文化產品在翻譯和外傳的過程中遭遇丟失和變形，可是，他們接受和欣賞起外來文化產品往往輕松自如地“拿來”，很少操心它是原裝還是改裝。莎士比亞已經成為全世界***同的文化財富，中國人談起莎士比亞好像談論老朋友壹樣，全然不操心那是在中國和漢語中幾經變形的莎士比亞。變形即是新生！是啊，變形有什麽關系？莎士比亞於1616年在英國死去，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投胎轉世，生生不息。 哈佛大學中國古典文學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壹次訪談中提到，時常有中國學生學者以不相信的口氣問他：壹個外國人怎麽能理解中國古典詩歌？他總是反問道：那麽，妳覺得壹個中國人能理解托爾斯泰或者莎士比亞嗎？得到的回答總是，當然能啊！他深為 感慨地說，“現代中國似乎有這樣壹種想法，認為西方的文學是講述普遍人性的東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國古代文學則僅僅屬於古代，而且僅僅屬於中國古代，所以就變成壹個很僵化的東西，放在由中國所獨家擁有的過去。如果這樣想的話，這個文學 傳統就死了。這其實是壹個陷阱，從這個陷阱裏出來才能讓這個傳統活起來。” “茍日新，日日新”，“新則久”，這是傳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必由之路。古典詩歌也不例外。翻譯承擔著中國古典詩歌在世界範圍內再造新生的職責。面對這個職責，我們需要更新觀念，不能壹味以“忠實”為標準，把譯作和譯者貶低為原作的奴仆。壹個好譯者正如壹個好讀者壹樣，始終是原作者的朋友、知音，為尋求壹個新的表達，為壹個意境再造新生，壹個 優秀的譯者常常是壹個友好的對方和競爭者，正如本雅明所說，譯者很可能借用壹種新的語言和 形式，讓原作尚未圓滿的意境以另壹種方式趨於圓滿。“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詩歌的最高境界恰在於言說與不可言說之間，因此，再偉大的詩人，再偉大的詩作，都需要同樣偉大的讀者和譯者的合作。 保存國粹的翻譯觀強調忠實和“原汁原味”，結果常常忽視了時代讀者的要求。比如，有些譯者試圖忠實於近體詩的格律，采用早已過時的英譯格律，削足適履，結果適得其反，既丟棄了原詩的精神，也嚇跑了新時代的讀者。閱讀最近幾年國內出版的幾本唐詩英譯選，常看到這壹類令人遺憾的譯作。例如由權威學者 推薦的王玉書英譯《唐詩三百首》以冗長的八句譯柳宗元絕句《江雪》，為了押aabbccdd式尾韻，只好添加壹些不必要的詞語，第6句在壹個介詞短語之前使用壹個蹩腳的“is，”，頓失原詩簡潔流暢的意趣。另壹本唐壹鶴英譯《唐詩三百首》的情況大同小異，唐教授使用三個“there be”句式，僅僅傳遞了沒有鳥跡、沒有人蹤，獨有垂釣翁的事實，正犯了古人所謂“落入筌蹄”之弊。兩種譯作都試圖忠實於原詩的格律和字句，卻背離了原詩虛實相映、有無相生的意趣。以二書前言中的介紹，兩位譯者都有英文系背景，以唐詩為“中華文化瑰寶”，其愛國之情和勤奮之誌，令人感佩，可是，這樣的譯作會有讀者嗎？唐教授的譯本標明以外國留學生為讀者對象，倘若真有不懂漢語或初學唐詩的留學生讀了這樣的譯作，會不會就此喪失了對唐詩的興趣呢？ 古典詩歌的譯者不是古人，他無需為古人翻譯，無論是原詩所屬的古人，還是譯詩所屬的古人。事實上，采用英詩傳統格律，當代英語讀者並不買賬。自新詩運動以來，英詩的創作已徹底擺脫了傳統格律的束縛，翻譯也是如此。美國新詩運動的主帥龐德以自由體譯中國古典詩歌18首，大受歡迎，掀起了壹個翻譯中國詩的熱潮，同時也為剛剛起步的新壹代詩人輸送了外來營養。英國漢學家韋利緊隨其後，壹反傳統漢學家固守英詩格律的觀念，采用自由的“彈跳律”翻譯漢譯。正因為龐德和韋利的翻譯觀念符合新的時代詩學，他們的譯作才能深入人心，中國詩才開始在英語世界家喻戶曉。其中壹批譯作如龐德譯李白《長幹行》、韋利譯白居易《遊悟真思詩壹百三十韻》早已成為英詩經典，進入各種權威的英國和美國文學作品選。這已是英詩發展史和漢詩英譯史上的常識和定論。 不了解這壹段歷史，不考察這些譯作的成敗，或者換個角度來說，如果沒有經受現代英詩運動的洗禮，不願意或沒有能力接受當代詩學和翻譯觀念，任何壹個譯者，哪怕他有再高的英文技能，都無法勝任漢詩英譯之職，除非他的譯作不以現代英語讀者為對象，只是為了閉門造車、自娛自樂。可嘆的是，譯作沒有讀者，就好像原作投了壹個死胎，即使強行送出去，亦無新生的機會。 無需“送去”，自1915年龐德出版漢詩英譯的小冊子《古中國》（Cathy）以來，中國古典詩歌的某些精神早已被歐美詩人“拿去”，並吸納到英語詩歌之中，成為其民族文學不可分割的壹部分。反過來看，借助壹代又壹代中國譯者和詩人如馮至、查良錚、北島的翻譯，外國文學已具有了抹不掉的中國性，現代詩不僅是歐美的也是中國的。這種雙向的翻譯已逐漸打破了民族文學的壁壘。早在1827年歌德就說過，“我愈來愈深信，詩是人類***有的精神財富……民族文學在現在算不了什麽，世界文學的時代就快要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發揮自己的作用，促使他早日來臨。” 人類進入21世紀，民族文學日益被翻譯文學和世界文學所取代。如今，民族文學不在翻譯中失去，就在翻譯中獲得，只有在翻譯中獲得的才成為世界文學。任何壹種古代文學，如果不能借助語內或語際的翻譯，與當代詩學保持同步，它就無由參與今日世界文學的發展，也無法成為未來全世界***同的文化遺產。讓我們期盼有更多的中國古典詩歌走入世界，讓李白和杜甫像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壹樣，成為全世界***同的文學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