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克西姆·拉德考（JoachimRadkau）在他撰寫的《韋伯傳》中講述了壹個源自《伊索寓言》的故事：獅子生病了，壹只狐貍前去探望。獅子在山洞裏問：“妳為什麽不進來呢？”機智的狐貍回答說：“如果不是發現有很多進洞的足跡但卻沒有壹個出來的腳印的話，我或許真的會進去的。”
病獅的這個形象，對於成年後壹直飽受精神疾病的折磨、身材魁梧而又滿腮淩亂胡須的韋伯來說，真是再貼切不過的比喻。而對於試圖了解試圖接近他的人來說，韋伯也和獅子壹樣，充滿危險——壹種如黝黑洞穴般深不可知的危險。
我只能通過他的文章、信件、傳記和別人的評述來認識他。對於這樣壹個著述極豐的學者而言，這意味著龐大的閱讀量。海德堡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沃夫岡·施魯赫特（WolfgangSchluchter）後來告訴我，由他擔任主編的《韋伯大全集》的出版整理工作，如今已經進行到了第43卷，仍未完成。光是韋伯和別人的書信往來，就有10卷之多——每本都至少有壹寸多厚。關於韋伯的傳記堆起來壹人多高，單就其中最經典的幾本——韋伯遺孀瑪麗安妮的《韋伯傳》，雅斯貝爾斯、拉德考、本迪克斯、密茨曼等人撰寫的回憶和傳記——就已經有三四千頁，更不用說成千上萬篇的相關論文。那些交錯的日期、地點、人物、數字、事件和觀點，猶如蛛網迷宮，窮盡了許多學識遠比我淵博、時間遠比我充裕的學者畢生的精力——如果我壹開始便知道是這樣壹條艱難崎嶇的道路，是否還會興高采烈地邁出那第壹步？
但我不願也不能回頭。荷爾德林說：“某壹種對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樣也對我們內心的幸福感產生強大的影響。”盡管韋伯告訴我們這是壹個業已祛魅的世界，但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在我眼中，依然如舞臺上被高光照亮的場景，帶有某種古典的儀式的莊嚴的美感。我想讓自己走進這種生活，用我的腳步將所有那些被時間風幹的單調事實連綴起來，讓我自己的回憶與那些流傳下來的別人的回憶相結合。
於是，我來到這個他曾經生活過的、未曾被戰火摧毀、據說壹切還保留著100年前樣貌的優雅浪漫的大學城。我要，我也只能，在我的講述中壹點壹滴地完成對他的理解。
山頂墓地：海德堡的傳奇
山林間寂靜似太古，明媚的陽光披灑下來，壹座座歷經歲月侵蝕但卻潔凈得不沾半點塵埃的墓碑上搖動著柔美婆娑的樹影。這裏是海德堡城南郊的山頂墓地（Bergfriedhof），市區交通圖最下方小到幾乎看不清的壹個小灰點。即使是壹些在海德堡已經住了幾十年的人，也從未來過這裏。馬克斯·韋伯和他的妻子瑪麗安妮·韋伯（MarianneWeber）就長眠於此。
海德堡全城壹***有17處墓地，建成於1844年9月18日的山頂墓地是最大的壹處，也是第壹個由海德堡市政當局出面管理的公墓。“如果妳想要了解海德堡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文化、政治、經濟背景，山頂墓地是極好的壹個出發點。”施魯赫特教授後來對我說，“這裏埋葬著那個時代海德堡最有名望的壹群人，實業家、政治家、藝術家，但絕大多數，還是與海德堡大學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學者。”
墓地的管理者十分細心，在入口處提供了地圖，上面列有安息在這裏的歷史名人的墓址所在，以及4條推薦的尋訪路線。每個人的名字後面有簡短的身份介紹，諸如“弗裏德裏希·艾伯特，德國總統”、“羅伯特·威廉·本森，化學家，海德堡榮譽公民”、“卡爾·博世，化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唯獨到韋伯這裏，介紹變為“馬克斯·韋伯，國民經濟學家，無所不知的通才”（Universalgelehrter）、“海德堡精神的象征”（Heidelberger Geist），簡直仿佛出自壹位崇拜者之手。
韋伯的墓地在半山腰，道路曲折盤桓，走起來頗有吃力之感。不過，壹想到他走到這裏，遠遠花了比我更大的力氣，隨即釋然。
將馬克斯·韋伯稱為“海德堡傳奇”（Legendof Heidelberg）的說法，最早見於保羅·霍尼希施海姆（Paul Honigsheim）的《論韋伯》（On Max Weber）。這位1938年逃離納粹德國、遠赴重洋前往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書的德國學者，在臨終前壹年幾乎是以壹種與死神賽跑的架勢，寫下了他1910年前後在海德堡大學攻讀博士期間與韋伯的密切交往和他對韋伯學術思想的理解。回憶錄在霍尼希施海姆去世後才得以正式出版，只有150多頁，篇幅上完全無法同其他幾本大部頭的韋伯傳記相提並論。但他作為治學極其嚴謹的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身份，加之作為後學者在“韋伯圈”（Weber's Circle）中與韋伯既親近又保持壹定中立觀察距離的角度，使得這本書在幫助理解韋伯為人治學的風範上有著極其重要、不可取替的價值。
海德堡山頂墓園中的馬克斯·韋伯夫婦墓
便是在這本書的起首，霍尼希施海姆寫道：“任何壹個人想要繪制壹幅馬克斯·韋伯的畫像，無論像中人是作為學者的韋伯，還是作為壹個人的韋伯，都必須以他那個時代的海德堡為背景。”
的確，那是德意誌帝國最意氣風發的時代。19世紀後葉，統壹後的德國經濟、科技、文化空前迅速地發展擴張，有壹種瓦格納歌劇般的輝煌明亮的金屬質感。那個時代的海德堡大學，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風雲際會，壹時間大師無數，使得這個小城儼然有歐洲科學中心的氣勢。依托於大學的科學研究結果，壹批後來對德國工商業格局影響巨大的企業紛紛在海德堡周邊建立，令城市籠罩在富庶充裕的氣氛中。與此同時，寬松的政治環境也使這裏成為當時德國幾乎最自由、最國際化的城市，她不僅是德國本土知識分子向往的學術中心，來自奧地利、匈牙利、俄羅斯以及巴爾幹半島其他國家的文化精英也蜂擁而至。對於當時的海德堡，馬克斯·韋伯的弟弟阿爾弗雷德·韋伯後來曾有壹段精彩貼切的描述：“這座小城並無小市民、狹隘或自我滿足的氣氛，而是徹底吸納並彌漫著世紀交替後，在德國以壹種奇特方式開始發展的新鮮事物。這座城市富有智性，令人振奮，而且徹底開放。”
除此之外，對於韋伯兄弟而言，這個城市還有另外壹重更為私密的符號意義。
以海德堡為吟詠對象的詩歌中，荷爾德林的《海德堡》是最出名的壹首。詩裏寫道：
“我愛了妳很久，為自己的樂趣
願稱妳作母親，獻上樸素的詩
妳，祖國的城市中
我所見最美的壹個”
（選自楊業治譯本）
事實上，這的確是馬克斯·韋伯不折不扣的“母親城”。坐落於內卡河邊、如今被稱為“韋伯屋”的那棟大宅，原本的主人是他的外祖父格奧爾格·法倫斯坦（Georg Fallenstein）。1847年，從柏林搬到海德堡後，法倫斯坦親自設計建造了這棟帶假山、花園和噴泉的大宅。他最小的女兒，生於1844年的海倫妮——馬克斯·韋伯的母親，在這裏度過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時代。嫁給老馬克斯·韋伯之後，她隨丈夫住到了埃爾福特，後來又搬到柏林附近的夏洛滕堡，但仍經常帶著孩子們回海德堡的娘家度假。直到1910年4月，大宅的繼承人、海倫妮的姐夫阿道夫·豪斯拉特（Adolf Hausrath）去世後，馬克斯·韋伯才和與他同齡的好友恩內斯特·特勒爾奇（Ernst Troeltsch）壹家***同以租客的身份入住此處。
然而，回望馬克斯·韋伯56年的壹生，他與海德堡城及海德堡大學的關系，卻充斥著壹種復雜的、若即若離的張力，遠遠沒有他弟弟阿爾弗雷德·韋伯那樣來得簡單。比韋伯小4歲的阿爾弗雷德高中畢業後選擇的是柏林大學，之後又在布拉格大學謀得教職。但當1908年他接受了海德堡大學的教席之後馬克斯·韋伯簡介，到1958年以90歲高齡去世，阿爾弗雷德壹直沒有離開海德堡，勤勤懇懇地為海德堡大學服務了半個世紀。今天的海德堡大學經濟學研究所，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馬克斯·韋伯的故居，坐落於內卡河畔。現在這裏是海德堡大學為國際學生培訓德語的地方
馬克斯·韋伯的情形卻截然不同。從1882年作為壹名大學新生第壹次與海德堡發生密切而長期的聯系開始，到1920年在慕尼黑去世，38年中，韋伯與海德堡幾經離合。如果按停留時間計算，他不在海德堡的時間比他在這裏的時間長得多。他喜歡柏林作為政治中心舞臺的熱鬧馬克斯·韋伯簡介，喜歡羅馬溫暖明亮的陽光，喜歡瑞士和奧地利湖邊的恬靜，也喜歡美國新大陸的 *** 與活力。他壹次又壹次地離去，不止壹次考慮在另壹個地方重新開始。只有到了1919年9月，馬克斯·韋伯去世半年前，在海德堡的老朋友們為他召開的餞行酒會上，壹席話方才透露了他內心深處對海德堡的不舍與眷戀。他說，海德堡的溫柔與和善在他飽受疾病折磨的時刻幫助他從黑暗中慢慢蘇醒，讓他可以開始新的生活。如今，他感覺自己仿佛正在告別家鄉，去到陌生的地方，那兒雖然美麗，但卻冷若冰霜。
這令人聯想起韋伯寫給他母親的壹封信。1910年，韋伯夫婦搬進韋伯屋後不久，海倫妮驚訝地發現，作為新房客的韋伯居然表現得比自己更加依戀這棟充滿她的童年回憶的房子。韋伯回答說：“對我而言，更多的不是忠誠，而是被那種生動的美所強烈感染，我把這種美賦予了生命，它則將它的甜蜜浸透了我的血脈。比起您來說，我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被塵世攫住了。您對所有現象都比較壹視同仁，我卻愛它們，需要它們，而您卻能免於它們的誘惑。”
馬克斯·韋伯是少有的幾個願意坦承自己容易被塵世誘惑的哲人。這讓他擁有壹種活生生的肉體的溫度。盡管出於不同目的，在他身故後，他的遺孀瑪麗安妮和追隨者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試圖將他神化為壹個聖徒式的天才，出自他筆下的書信和同代人的敘述卻還原了那個有著人的欲望和喜好，並將其作為人生旅程理所應當的壹部分承擔下來的復雜而豐滿的韋伯。但正因如此，這個生活在壹個世紀前的人才會與今天的我們產生某種聯系。當他訴說痛苦時，那是壹個人的痛苦，當他在不同的選擇之間掙紮時，那是壹個人的迷惑。寶相莊嚴的神祇無法幫助我們，軟弱自有軟弱的力量。
在施魯赫特看來，韋伯對海德堡的每壹次告別，都有復雜的原因。譬如生命中的最後壹次慕尼黑之旅，客觀背景是“壹戰”後期，德國馬克大幅度貶值，之前十幾年靠著繼承的遺產過著充裕生活的韋伯夫婦現在需要新的收入來源，而慕尼黑大學正好提供了韋伯所感興趣的教授職位。而主觀上，也有當時住在慕尼黑城外的韋伯後半生中的紅顏知己艾爾澤·賈菲（ElseJaffe）的因素——“這個奇妙而熟悉的城市和住在附近的朋友發出了召喚。”事實上，韋伯去世時，守在身邊的除了妻子瑪麗安妮，另外壹個人便是艾爾澤。
如果韋伯知道，這將是他與海德堡的最後壹面，他還會走得那麽決然嗎？沒有人能夠給出解答。正如他所說的，所謂歷史，本就是人們創造自己所不知道的壹段歷史的過程。人們根據後來的發展推導此前事件的種種因果關系，本身就是壹種充滿主觀的闡釋。如果換壹個角度，壹次次離開後的歸來，會不會，反而也印證了無法割斷的因緣？
長途跋涉，我終於站在韋伯的墓前。1921年，韋伯在海德堡的老朋友、哲學家海因裏希·萊克特（HeinrichRickert）的兒子阿諾德·萊克特應瑪麗安妮的請求，設計了面前這座希臘柱式墓碑。墓地裏埋葬的是韋伯的骨灰。1920年的時候，火葬在德國還是十分罕見的事，只有不足1%的人選擇這種方式——但這是讓他回到老海德堡、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朋友圈中最好的方式。他的妻子瑪麗安妮在他去世後又在海德堡生活了34年。她住在內卡河畔的老宅中，將馬克斯·韋伯的書桌當成她的祭壇，用余下的時間整理出版韋伯生前作品，並繼續主持原來“韋伯圈”中人的沙龍聚會。1954年，同她的丈夫壹樣，瑪麗安妮在艾爾澤·賈菲的懷中去世，隨後與韋伯合葬於此地。
墓碑上，瑪麗安妮為韋伯選擇的銘文出自歌德的《浮士德》：
我們將再也見不到他的同類，
塵世的壹切莫不如此。
（WirFindenNimmerSeinesg-leichen,
Allesverganglicheistnureingleichnis.）
第壹眼看上去，這更像是對試圖講述韋伯的故事的我的壹個警告。我真的有能力敘述這個故事嗎？我對他的了解越多，就越深刻地認識到我們之間的距離。我甚至沒有聽過他的聲音，沒有見過他笑的樣子——而在眾人的回憶中，他是那麽喜歡開懷大笑的壹個人。我需要更多的感覺與觸摸——他走過的石頭小路，見過的街景，讀過的書，住過的房子，吃過的食物……那些答案，或許在山下，或許在海德堡的老城中。但，只是或許。
壹個在歷史中不斷被詩化和浪漫化的城市——海德堡古城全景
當我掉頭下山，某個轉角處，緩緩流過的內卡河和河邊那棟粉白色老宅猝不及防地展現於眼前時，我突然釋然了。因為我知道，不管怎樣，我沒有白來。只有在這壹刻，在這個角度，站在這裏，俯瞰這樣的靜好美景，才能領悟到瑪麗安妮選擇這段話作為韋伯的墓誌銘所未曾明白道出的另壹層含義——而這是從文字和紙張中永遠都無法讀到的。那是生命走到盡頭的浮士德對塵世的最後呼喚——是否，也是馬克斯·韋伯和瑪麗安妮對海德堡的心聲：
逗留壹下吧，妳是那樣美！
大學廣場：學生生活
擡頭望去，壹只頭戴王冠、高擎寶劍的雄獅仿佛正在仰天憤怒嘶吼，耳邊傳來的卻是輕柔的淙淙水聲。這是海德堡老城，大學廣場（Universitaetsplatz）正中，著名的獅子泉（Lowenbrunnen）。老城的各種遊覽觀光活動多數以此為召集點，但在更久遠的時代裏，它是海德堡大學學生每日各項活動都會從旁經過的地理中心。
站在獅子泉下，我在讀壹封1882年韋伯寫給家裏的信：
上午7點的邏輯課迫使我壹大早就要起床。每天早晨還要圍著擊劍廳跑壹個小時，然後誠心誠意地壹直挨到聽完我的課。11點半到隔壁花1馬克吃午餐，有時還要喝上1/4升葡萄酒或啤酒。然後我和奧托、小旅館老板伊克拉特先生常常壹起去滑旱冰，玩到14點，我們就返回各自的住處。我溫習聽課筆記，讀施特勞斯的《舊信仰和新信仰》。下午我們有時去爬爬山。晚上我們又在伊克拉特那裏聚會，花上80分尼吃壹頓精美的晚餐，接著照舊去讀洛策的《人類社會》，我們已經對它進行了最熱烈的爭論。
我環首四顧，試圖回想129年前，那個剛剛通過大學入學考試（Abitur），來海德堡修習法律的18歲少年眼中的景物。
我的正前方，是始建於1728年的巴洛克風格的老大學樓，既是海德堡大學校長的辦公地，也是大學博物館。1886年，海德堡大學500年校慶，樓內的老禮堂被修葺壹新，那之後，遇有慶典及重大儀式，例必在這個金碧輝煌的大廳裏舉行，不過當時，韋伯已經離開海德堡，轉到哥廷根大學繼續學業，沒能趕上這場盛事。
我的右手邊，是1930年美國駐德國大使雅各布·古爾德·舒曼（Jacob Gould Schurman）出面籌資50萬美元修建的新大學樓。他比馬克斯·韋伯大10歲，先韋伯兩年到海德堡大學讀書，後來回到美國，在康奈爾大學當了20多年的校長，其間參照德國大學體制，創造了美國現代州政府資助研究型大學的模式。
老大學樓和新大學樓之間的空地上，1518年4月26日，馬丁·路德曾在此發表演說，宣揚他關於正義、原罪、自由意誌和信念的看法，德國宗教改革由此愈演愈烈。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多篇文章中討論的“天職”（Beruf）的概念，便肇源於馬丁·路德，而馬丁·路德的名言也曾被韋伯在文章中反復引用。也是在這裏，1933年5月17日，狂熱的海德堡大學教授和學生們將成千上萬本“非德意誌精神”的書籍投入熊熊烈火，付之壹炬，而在背後主導這壹遍及德國的焚書事件的，正是畢業於海德堡大學的納粹宣傳部長保羅·約瑟夫·戈培爾（PaulJoseph Goebbels）。據說，戈培爾是韋伯的崇拜者，無論走到哪裏都隨身帶著韋伯的著作。
在我身後，是海德堡大學圖書館的方庭。盡管海德堡大學圖書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4世紀，但事實上，直到1873～1902年，卡爾·查格敏斯特（Karl Zangemeister）出任第壹位全職館長，這裏才真正變成壹座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藏書迅速增加至40多萬本，並進而於1938年以115萬本藏書成為全德國館藏最豐富的圖書館之壹。亦是在查格敏斯特的主持下，1901年，那個時代最著名的建築師約瑟夫·杜爾姆（Joseph Durm）用與山頂古堡同樣材質的紅砂巖建造了氣勢恢弘的文藝復興風格的新圖書館大樓，並於1905年正式開放。之前采訪圖書館執行館長萊克·鮑茨懷特（Rike Balzuweit）女士時，她對我說，馬克斯·韋伯1910年前後曾是這裏的常客，不過，他可不是壹個值得效仿的模範讀者——在許多書的頁邊行間，都留下了他的評註。（未完待續......請看下部分 ）
作者丨 魯伊
來源丨 生活周刊 2011年第38期
編輯丨Jogging
■■■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