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印度文化的產物，因此，在印度的自然風土文化等基礎上，佛教文獻必然強烈反映著印度獨特的哲學、宗教、文藝等性格。歐洲學者對於印度思想的研究，雖然僅有兩百年左右的歷史，但是他們以優異的語言學研究成績為基礎，進而作梵文文獻的研究，接著在印度文化的探究上留下許多成績。
印度的宗教、哲學、文學等人文科學的各種領域中，彼此之間具有密切不離的關系。因此，歐洲學者的研究方式，是以梵文文藝作品的校訂出版、翻譯、研究作為梵文文獻研究的主軸，而以宗教、哲學、文學等文獻作為廣義的梵文文學研究的對象。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韋伯（A. Weber）、弗格哈（J. N. Farguhar）、溫特尼玆（M. Winternitz）等人的著作。溫特尼玆的著作即中野義照與大佛衛合譯成日文本的《佛教文獻》（《印度佛教文學史》中之壹冊，1923）。此書為二十世紀學術界，檢討印度佛教文獻及文學的重要著作。
歐洲人將所有佛教教典視為印度文學的種類之壹，並站在印度文化的基礎上去探討。明治以來日本的學術界也大體依循此法去研究，並開始使用‘佛教文學’這壹語匯。例如前引溫特尼玆的《印度佛教文學史》，或深浦正文的《新稿佛教文學物語》二卷（1952），即其顯例。
由於大乘佛教的‘非佛說’論爭，促使大乘經典的成立與思想發展史的研究有了急速的進步，甚至將大乘經典視為文藝作品的態度也開始出現。如佐佐木月樵的《華嚴經の新しき見方》（《月樵全集》卷五所收，1928）、和哲郎《法華經の考察》（《心》十卷壹～七號所收）等即是其例。被視為學術用語而使用的譬喻文學、佛傳文學、贊佛文學等詞匯，也是依據歐洲學者所采那處理佛教文獻的態度。
以佛教文學聞名的佛教文獻是︰譬喻、本生、因緣（nida^na）等類作品。這些作品是以世俗信徒為對象，具有教訓譬喻意義的故事類文獻。此外，後來興起的大乘佛教教典，也是佛教文學的重要內容。其中，就狹義的譬喻文學而言，有《撰集百緣經》（Avada^nas/at-aka）、《Divya^vada^na》，以及《本生鬘》（Ja^takama^la^）。就編輯佛陀前生故事的‘本生譚’而言，有巴利所傳的本生故事等多種；而稱為‘Nida^nakatha^’的壹群聖典也是承襲‘本生譚’而編撰的故事集。
這些名為譬喻、因緣、本生的故事類，幾乎皆與佛傳有關，因此，也都屬於佛傳文學的素材。佛傳文學的代表作除了有《大事》、《方廣大莊嚴經》等書之外，還有佛教詩人馬鳴所撰的《佛所行贊》。在大乘佛教以前的贊佛文學方面，有馬鳴的《孫陀利難陀》、摩咥裏制咤（Ma^tr!cet!a）的《壹百五十贊頌》（S/atapan~-ca^s/atkastotra）、《四百贊佛頌》（Catuh!s/atakastotra），以及戒日王所作的戲曲《龍喜記》等書。
大乘興起以後，從贊佛乘的立場而編纂的大乘經典，其編纂意趣迥異於向來的出家佛教與學派佛教所傳承的聖典。大乘經典使譬喻文學等系統形成更為進展的贊佛乘文學，因而開拓了以戲曲、文學為基礎的宗教文學的新領域。如般若、華嚴、法華、涅盤、寶積、諸經集等各經類皆屬之。除了這些佛教教典被稱為佛教文學外，論及佛教思想或大量引用佛教教典的文學作品，也被稱為佛教文學。
佛教文學作品的成就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其中描寫了城市社會的各方面生活，尤其是中下層人物的活動，具體反映了時代的壹部分面貌。二是發展了梵書、奧義書裏已經出現的詩文並用的文學形式，以及同樣流行很久的用譬喻說理的詩歌體裁。前壹方面是這類作品的壹個重要成就。後壹方面雖然是史詩等許多作品的***同特點，但是佛教作品具有自己的風格和內容。這兩方面的特點都是出於民間文學，正是從佛教早期的社會基礎產生的。
佛教文獻中的寓言、傳說、故事顯然來源不壹，藝術加工的程度也不齊。有的只是附在經律說教中的簡短的插入成分，有的已經發展成為可以獨立的作品。在比較完整的插話或獨立作品中，有的敘述簡略，詞句公式化，只是為了說明某壹教條的例證的提要。有的卻已經是文學創作，把作者所要強調的內容加以渲染，詞句經過修飾，結構也費過工夫。
整個說來，這些作品都沒有脫離這壹歷史時期的特征，和史詩壹樣，只是對前壹時期說來是壹個很大的進步，有的作品達到了當時本類型的最高藝術水平。我們從這裏可以窺見當時的社會面貌，而且可以用我們的觀點看出作者所宣傳的思想的反面。在藝術上，它們雖往往不及後來的古典作品精致，但保留了古典作家所不及的民間文學的樸素風格，而且有些優秀的部分是後來的同類作品所不能超過或沒有趕上的。我們要承認這些佛教作家對於印度古代文學發展的重大貢獻，肯定這壹份寶貴的遺產。
這類作品譯成漢語是從三國到唐代初葉的許多印度和我國的和尚的功勞。他們所譯的原本並不是巴利語的傳本，因此編訂和敘述等等互有不同。巴利語文獻中許多故事內容都分別有大體相當的漢譯，而漢譯文獻中還包括了壹些另外的作品。這些譯文反映了漢語文體的時代特征，也或多或少保留了原作的主要風格，成為我國的文學遺產。
佛教早期經典中的詩歌在漢譯的五言（也有四言或七言的）無韻詩中失去了原詩的許多文學技巧特點，往往成為佶屈聱牙詞不達意的歌訣。但是在印度，這些說理的詩句卻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壹些佛教國家裏曾有很大的影響。這些詩章的內容是腐朽了，不再能吸引人了，但是在當時卻帶有清新的氣息。這種廣泛使用譬喻的格言式的詩，用簡單明了的詞句表達在當時是新鮮的道德思想，正和婆羅門的壹些那時已經陳腐而且難懂的詩句成為對照，而與史詩裏的壹些格言交相輝映。這樣的體裁顯然是出於民間的歌謠、諺語，到後來壹直是古典文學中幾乎不可缺少的成分。形式單純而且音調和諧因而便於記誦的，巴利語經典中的壹些詩句，當時必然產生過很大的宣傳效果，至今在斯裏蘭卡、緬甸、泰國、老撾等佛教國家裏為人們口頭傳誦。
在巴利語文獻中，這類詩中最流行的是編在《小部》裏的《法句經》和《經集》。這是佛教徒經常誦讀的壹些經文的編集。三國時（三世紀）開始漢譯的《法句經》有四種不同譯本，內容比巴利語本多，但有些巴利語的詩漢譯中卻沒有。《經集》有五部分，前四編***有五十四篇經，第五編是包括十六部分的壹篇長詩，全書***七十二篇詩體經文和部分說明背景的散文。漢譯的經由於派別不同，沒有這壹個集子，但是其中多數詩散見於漢譯許多經、律、論中。這證明了它們是佛教早期流傳的作品，各派都保留了壹些。
《法句經》是在上座派佛教徒中最受尊崇，傳播最廣的。巴利語本***有五二三節詩，分編入二十六品。除個別詩節外，每節是‘頌’體的四句詩。內容是基本教義和道德教訓。在我國新疆曾發現《法句經》梵語本的壹部分。這說明古時各傳本的語言也有不同。巴利語本開始便是確立唯心主義和業報的兩節說心是主要的，幸福和痛苦隨善心、惡心而產生，正像車輪跟隨著牲畜的蹄子，而且如影隨形。漢譯的《法句經》有三十九品（章）。開始卻是說壹切都不是永恒的，有生就有滅，像陶器壹樣。‘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常者皆盡，高者亦墮，會合有離，生者有死。’這些含有素樸辯證法思想的詩句在巴利語本中卻不見。《法句經》在巴利語文獻中有詳細的註釋，裏面說了許多故事。漢譯的《法句譬喻經》和《出曜經》也是包含了散文註釋的本子。由於派別不同，《法句經》在我國佛教徒中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經集》的第十六篇《吉祥經》，***十二節詩，是斯裏蘭卡佛教徒經常誦讀的。這裏面扼要表達了這壹派佛教關於立身處世道德要求的要點。漢譯《法句經》的最後壹章〈吉祥品〉大體上相當於這壹篇經，但是有所不同。漢譯本中有這樣帶進步傾向的兩節，巴利語本卻沒有︰‘若不從天人，希望求僥幸，亦不禱祠神，是為最吉祥。’‘壹切為天下，建立大慈意，修仁安眾生，是為最吉祥。’可是巴利語本的強調出世的壹節，漢譯本卻沒有︰‘世間法所觸，而能心不動，無憂、染，安隱，是為最吉祥。’顯然是派別不同，思想有異，經文也就不壹樣了。看來漢譯的經文包括得更廣壹些。
此外，佛教文獻的文學成分中還包括壹些神話性質的作品。這在巴利語文獻中較少，而在漢譯文獻中很多。這是關於佛陀和菩薩的壹些傳說的加工發展。從內容性質和文學體裁說，這和另壹些非佛教書籍是同類著作。
在文學領域方面，佛教的詩歌散文混合體裁，對我國文學有很深的影響。在形式方面，佛教經典多是用白話翻譯，因此促進了白話的使用。例如禪宗的語錄，就是用壹種簡單，直接的通俗流行語言寫成。更重要的是，使我國文學，加添了豐富想象的題材。
道家的文學如《莊子》，顯示出中國人不乏豐富的想象力，但是，由於傳統居主流地位的儒家經典，總是比較規矩、拘謹和著重實用，因此影響所及，這種神秘的想象便漸漸減色了。儒家所著重的是日常的道德倫理及社會責任，歷史意識很強，涉及神話、故事時便有所不足。自印度大乘經典譯出，由於印度人在文學方面具有極大的創作自由和豐富的想象力，天堂、地獄、世界，數量之多有如恒河沙數；時空之廣大，簡直不可思議。對於壹般比較重現實關系的中國人來說，確能令他們眼界大開，驚異不已。佛經中的這種想象，我們可引《法華經》中的壹段第七品為代表︰
‘佛告諸比丘，乃經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通智勝如來。（中略）彼佛滅度已來，甚大久遠。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假使有人磨以為墨，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壹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壹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於汝等意雲何︰是諸國土（中略）能得邊際知其數否？彼佛滅度以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
面對如此豐富的想象力，中國人樂於重新運用。其中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明代的長篇巨著《西遊記》和《封神傳》。《西遊記》是壹個虛構的故事，內容描述唐僧往西天取經之驚險歷程，幸得其弟子孫悟空、豬八戒等沿途保護，力伏群魔，幾經艱苦，才安然到達目的地。《封神傳》是敘述武王伐紂的故事，並有諸神參與，各自使用其精巧非凡的武器。這些故事如此奇妙，令人難以置信，因此中國人有句諺語叫‘大話西遊’。另外，有些人認為若看過《封神傳》壹書，他壹生都會說謊話。由此可知，在大乘佛教文學的影響之下，中國人的頭腦亦變得豐富、浪漫、自由起來，從而產生明、清兩代的神魔怪異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