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不外如此：天天不斷地走親訪友，幾乎每壹餐都是滿滿壹桌的菜，到後來每個人幾乎都吃怕了。我嶽父還特別喜歡勸菜，時常不由分說將壹個個菜夾到每個人碗裏——妳剛剛硬著頭皮吃完魚丸、雞翅、鴨腿，他又塞過來壹個鹵蛋。有時晚輩們忍不住皺著眉頭抗議：“我不要，實在吃不下了。”他瞪起眼睛：“幹嘛？這味道很好啊！快吃掉！”
勸菜的這壹幕也算是餐桌上的代際沖突。在很多地方，中年以上這壹輩的人，在聚會時常常都把勸菜視為對親朋（尤其是晚輩）的壹種體貼關愛，而年輕的壹代已經極少這麽做了。前者內心還常常假設人們對菜肴都有同樣的喜好（我覺得這味道很好，妳也會有同樣的看法），而後者卻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偏好。
還記得十多年前我高中畢業時，壹群人到壹個鄉下同學家裏去玩，他母親也是非常熱情——其好客的表現之壹就體現在勸菜上。她燒了滿滿壹桌菜，吃飯時不停地給我們每個人夾菜，其速度之頻繁常常使我們還沒來得及反應，米飯就被雞鴨魚肉完全覆蓋住了。那位同學也註意到我們尷尬的神情，事後悄悄和母親說：妳讓他們自己來，妳夾的別人未必喜歡吃，有些城裏女生很講究，說不定還介意妳筷頭是否幹凈。此後她就訕訕然不再勸菜，招呼我們時也略有些不自在。
如今想想她當時的心情恐怕也是有些難過的，因為她的好意並沒有被人完全領受。雖然大多數人並不在意筷頭幹凈與否，但確實大家對菜肴有各自不同的喜好——至少壹些女生當時就吃不下夾過來的壹大塊紅燒肉，內心躊躇著到底是出於禮貌勉力吃下去，還是堅決放回去。這其中的關鍵在於：雙方對“什麽是好”無法達成壹致的認識。
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代溝》壹書中曾說：“成年壹代總是假設各代人對真、善、美都有著壹致的看法，人類的本質——即內在理解、思維、感情和行為方式——基本上是永恒的。”但問題在於：年輕壹代對這些常常有著不同的看法。因此常有中國父母發現，他們對子女的無私付出（壹如他們時常傷心地聲稱的：“我都是為妳好”），子女卻並不領情，因為在年輕人看來，父母所塞給自己的“好”，並不是他想要的——正如妳以為孩子愛吃紅燒肉，但他其實卻不愛吃，反而把妳的好意視為壹種強加的負擔。
傳統的東亞文化也特別強調人際之間的相互依存而非個體的獨立選擇，在這種文化氣氛下，無私忘我地為他人付出是壹種受到高度推崇的價值觀，社會上的每壹個人竭誠為他人做貢獻被視為壹種理想的道德秩序。但在壹個社會價值觀日益多元化和斷裂的時代，這種秩序已搖搖欲墜。
在我童年時代，鄉下還處處洋溢著這種有時是難以消受的熱情。每次去我小姨家作客，吃完晚飯她總是盛情挽留，表示早已鋪好枕席留客，有幾次她真是做絕了——竟然把我們騎來的自行車鎖上，並放出自家的狼狗阻止我們離開，不知情的人看到她和我父母拉扯推搡的樣子，恐怕會以為是在打架。雖然我那時也很想回家，但每次心裏都做好準備：去她家估計不住是不行的。至於節假日時的勸菜勸酒，更是到處可見，而且人們都認為壹定要把人灌醉才能顯示盛情，就算對方再三表示實在不想喝，得到的答復總是佯怒的表示：“我才不管妳！”
按照西方的觀念，這是壹種人我界限不分的表現——看起來是“為妳好”，但卻無視對方獨立的個人意誌。反過來，西方那種非常分明的人際界限，卻也常常會讓東亞人感到冷淡和缺乏親切感。日本學者土居健郎曾回憶自己1950年初到美國時去拜訪壹位美國朋友，當主人問“您餓了嗎”時，他雖然確實餓，但出於東方人含蓄的禮貌，卻說“還不餓”；他以為對方會再勸他幾句，不料對方只隨意說“是嗎”就不再勸了。事後他發現美國式禮貌待客就是事事讓客人自行選擇，“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擁有選擇的權利，是壹個自由的人”。他當時既不舒服也很不習慣，覺得美國人遠不如日本人那麽關心體貼人，更不愛聽美國人常掛在嘴邊的壹句“please help yourself”（請自便），在他看來這句話很沖、直率到簡直有點不敬。但在美國人看來，對客人最大的禮貌就是尊重他自己的選擇權，妳不喜歡或不選擇，他也決不勉強——因為在美國觀念中，把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勉強塞給別人，是對他人自主權的侵犯。
這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在國內如今常常表現在代際之間，被置換為壹種時間上的差別（傳統與現代）。確實，這些年中國社會也已經悄無聲息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十年前我壹個同事去鄭州開會，受到當地供應商盛情款待，他從來不喝白酒也被灌了幾杯，苦苦哀求仍不能免除後，他竟然為此翻臉，最後鬧得不歡而散。現在聽說也“文明很多了”，如果確實不能喝也不會勉強，而年輕壹代在聚會時通常更是讓每個人自便。這固然符合當下價值日漸多元的社會現實，尊重具有差異的不同個體的自主選擇權，但無疑地，人際之間的距離感也無形中擴大了，人們漸漸變成了壹個個“孤獨的權利持有人”。很難說哪壹種觀念更好——或許，正在體驗現代性的中國人真正需要的是在兩者之間達到壹個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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