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物體形狀的古詩

詞似詩，便“非本色”。陳師道《後山詩話》：“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王灼《碧雞漫誌》高度評價東坡詞，也是從“詩與樂府同出”、詩詞不應該有區別的基本觀點立論的；胡寅也認為“詩出於《離騷》《楚辭》......及眉山蘇氏，壹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

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酒邊集序》)也就是說，王灼和胡寅都承認東坡詞“似詩”。按照胡寅和王灼的邏輯推論，詩的審美內涵是杜絕“香軟柔媚”，摒棄“綺羅香澤”，不屑“綢繆婉轉”作風的；詩的功能，則主要是在於“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感發人的“逸懷浩氣”，使人“自振”。也就是說，胡寅和王灼是從傳統詩歌的“言誌”功能和“教化”作用，強調東坡詞的價值意義的。

我們檢點蘇軾的詞作，可以概括出其“詞似詩”的三個特征：壹是主流文化的價值取向。傳統儒學特別強調詩歌的教化作用，中國傳統詩教是將詩歌納入制度文化體系的重要內容。所謂“觀風俗，知得失，厚人倫，美教化”，即是中國古代詩歌主流文化價值取向的正式宣言。胡寅、王灼對東坡詞的評價，實際上主要也是就這個層面立論的。在內容方面，它要求作品能夠體現家國懷抱及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像《念奴嬌·赤壁懷古》、《江城子·密州出獵》等都是這類作品的代表，就連《水調歌頭·中秋詞》、《蔔算子·孤雁》等事實上也流露出詞人眷戀社稷的政治懷抱。

二是在審美意義層面，強調作品的陽剛之氣。中國古代詩歌，體現出陽剛與陰柔兩大審美系統的對立與調和，主流文化往往強調陽剛之氣和豪傑之風。蘇軾壹向反對詞中的陰柔和艷冶之詞，盡管他自己也有大量的婉約詞作，但主要作風，表現出對於陽剛之美的偏愛與執著。

三是在表現方式上，蘇詞以直抒懷抱為主，既少用比興，又不像柳永那樣鋪敘形容，而是議論的成分較多，沒有詞的曲盡其意的婉轉韻味。因為詞作為壹種新文體，它的文化屬性主要還是在於它的庶族文化特性，也即平民文化屬性，士大夫情感，與這種屬性是有距離的。再加上作為“新聲”的詞更多在對於個體私人生活和個體內宇宙細膩情腸的表現與再現，在氣質與風調上，蘇軾壹部分詞不具備有別於詩的這種詞之特性，也即是說，其詞線條粗放，境界疏闊，並且士大夫情結十分典型和強固，從本質上更接近於詩。

蘇軾詞的“士大夫化”，是其詞似詩的重要因素。蘇軾的士大夫人格，決定了他“詞似詩”的文學創作態度和文學價值取向。所以王灼在批評李清照所說蘇軾詞乃“句讀不葺之詩”的觀點時說，這種觀點是中了“柳永野狐涎之毒”，這實際上從另壹角度證明東坡詞與柳永詞疆界分明，是典型的士大夫詞，因而得到士大夫正統批評家的肯定。

似詩的士大夫詞的最突出特征，是他的主觀抒情性。即是說，這類詞像傳統的詩壹樣，是以作者主觀抒情的方式進行情感傳輸和意誌表達，不像壹般文人詞常常是對壹種場景或情事及人物活動情境的創造性表現。舉例來說，蘇軾的大多數作品，都像日記或自傳壹樣，全部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抒發和情緒展示。《全宋詞》存東坡詞三百多首，出現“我”字竟然有69次之多。而且蘇軾詞中“我”的情緒大都與“遇”與“不遇”的感懷或牢騷有關。其他像柳永、周邦彥詞中就更多那種客觀言情寫實的意境和場景描述，在他們的作品中，主人公可以不是作者自己，而是別的男性或女性。這樣，他們的作品就像戲劇或小說壹樣是被詞人創造出來的藝術人物和藝術境界，而不僅僅是詞人獨自真情實感的抒發，更具有壹種客觀性，反而能夠供廣大讀者或觀眾從中發現作品中的“我”。李清照認為：詞，就應該寫傳統詩歌所沒有表現過的人情的隱秘世界；如果像蘇軾壹樣，用詞來表現那些詩歌常用題材，甚至表現手法和方式仍舊和傳統詩歌的粗豪抒情壹樣，那便是以長短句的形式寫出來的詩了。所以說東坡詞的主觀抒情性，是其詞最突出的個性，也是其詞士大夫品格的標誌。人們說他的詞似詩，在很大程度也是從這個認識上立論的。

蘇軾詞的似詩傾向，尤其在他的創調之作《醉翁操》和其隱括《歸去來兮辭》的《哨遍》得到印證。其《哨遍》不僅似詩，簡直像文賦。它是“檃括”陶淵明《歸去來辭》而成，所以帶有很重的文辭風貌。按照詞的嚴格律度和音樂審美的標準衡量，確乎不太像詞。從序中可以看出，東坡寫作此詞與當時謫居黃州的生活及心境有關，隱括陶淵明辭意，也是借別人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之意。雖已“就聲律”，而且可歌，卻與當時時尚的流行曲子詞相去甚遠。但這種即興之作，並且即時而歌的熱鬧場面和氣氛，又確有流行曲的味道。正是此類詞的流傳，更讓人們覺得東坡詞粗疏直率，如是得出東坡“詞似詩”的判斷。其《醉翁操》則是由琴曲翻改而成，味其詞語，亦詩文之間。不過此詞則不在於主觀抒情而有壹種客觀述事和議論的韻味。從中可知這首詞是東坡根據琴曲倚聲新創的詞調。問題在於，蘇軾也有像“花褪殘紅青杏小”、“壹顆櫻桃樊素口”這類純客觀言情的艷詞；也有像“乳燕飛華屋”、“冰肌玉骨”、“美人如月”這類柔媚纏綿，散發著濃郁的脂粉氣息的作品；更有“宿燕子樓，夢盼盼”、“塗香莫惜蓮承步”……這類貌和神都十分香艷的詞作。這種現象，又作何解釋呢？我認為，這壹是證明了蘇軾本人文化價值思維的多元性和開放性；二是證明宋詞之本色的要求在蘇軾詞的創作活動中仍然自覺或不自覺的有所流露。換言之，生活在庶族文化構型的宋代的士大夫，無論如何清高，他還是或多或少要表現出庶族的文化價值選擇。尤其像蘇軾這種典型的庶族文人，他的儒學根基雖然深厚，但世界觀和方法論則具有“新進士”的所有特征：如蔑視禮法，追求自由，儒佛道兼修，主張革新政治……等等。蘇軾喜歡寫作“小詞”，這實際上既是對壹種新文體的鐘愛，也是對壹種新的文化價值觀的認同。他所謂“微詞婉轉，蓋詩之裔”也是認同“詞婉轉”的文體特征的。“詞似詩”，彰顯著蘇軾詞的士大夫氣質；香艷和脂粉，則證明了蘇軾的世俗的文化價值取向。

蘇軾的文化選擇，實際上代表著宋代士大夫的基本文化態度和價值觀念。這既與其庶族家庭出生有關，又是蜀文化對其長期熏陶的結果，還與其少年時代專修舉子業的文化積澱分不開。蘇軾儒釋道兼修並以儒學為主流的特點的文化取向，實際上也是宋代大多數文士的文化選擇。蘇軾的與眾不同，在於他還是壹個有大文化氣度的革新派人物。他在政治上介於新舊觀念之間而徘徊的處境，與其在詞之創作中介於“本色”與“非本色”二者之間徘徊的創作面貌極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