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
激情
蘇珊·桑塔格將堂吉訶德與包法利夫人（愛瑪）放在壹起，並稱為嗜讀癥的受害者。
前者閱讀了過量的騎士小說，便妄圖將騎士的事跡踐行於現實中；愛瑪則是因受了浪漫言情小說的蠱惑，開始不顧現實地追求羅曼蒂克的愛情。
有意思的是，當讀者們對兩位主人公的行為指摘非議時，無論塞萬提斯抑或福樓拜，卻對自己的主人公更多是持壹種同情乃至於激賞的態度。
《紅樓夢》中，賈雨村對著冷子興發表了壹場看似荒謬、卻又自圓其說的言論。他將世人分為三六九等，其中有壹等「上則不能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賈雨村將阮籍、嵇康、劉伶乃至於寶黛列入此等，觀堂吉訶德、愛瑪的行跡，實際上也屬於這壹類人。
要言之，過量閱讀當真是導致二人悲劇的罪魁禍首嗎？似也不盡然。
塞萬提斯自己就是個騎士小說的忠實擁躉，福樓拜亦是熟讀浪漫言情小說，現在起點上追修真、玄幻小說的讀者又何止千千萬，也沒見幾個人像堂吉訶德那樣懲兇揚善、像愛瑪那樣為上流社會的愛情炫目神傷。
毋寧說，愛瑪之所以成其為愛瑪，並非她不如人，反倒是在某些地方強於眾人——這便是其面對生活時遠甚於眾人的激情。
因為有了這種激情，她便不能像丈夫那樣滿足於平凡而受人敬重的小鎮生活，不能甘於被常識蠱惑而不求甚解。期精明練達處，常人弗如其遠甚；面對丈夫的理直氣壯，常能壹句話就駁得對方啞口無言。
福樓拜如是描寫愛瑪：「她的性格，在熱情浪漫中間透出壹股講求實際的意味」。愛瑪的別出心裁，常能將生活裝點得令人眼前壹亮，讓丈夫熱淚盈眶，然而這絕對不是因為對生活或者丈夫的愛，毋寧說是對生活的裹挾著氣憤的百無聊賴。
愛瑪的氣憤與無聊，正如堂吉訶德的偏執，是壹種過剩的激情，而在經過閱讀的點化之後，便幻化成對某種理想生活的奮不顧身。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講道，人的靈魂有三個組成部分，壹個是欲望，壹個是理性，還有壹個就是激情。愛瑪是實利主義者，在此她正如王熙鳳壹般，生活在她手中遊刃有余，然而她所渴望的卻更多是欲望和激情。
在小布爾喬亞的生活裏，平庸乏味占據了所有，激情卻總是缺席。愛瑪感到苦悶，閱讀為苦悶打破壹個缺口，在庸常生活中開了壹個窗口，令人得以往見外面的生活。
然而愛瑪並沒有止於「望見」，她沈醉其中的不是閱讀本身，而是閱讀引發的暫時解脫，以及愛情故事所指向的另壹種生活。由於她是個現實主義者，不會像堂吉訶德那般將風車當做巨人、直接在世俗社會開始自以為的行俠仗義，理想的生活圖景便被進壹步地壓抑、醞釀，化作壹種隨時都可能噴薄而出的破壞力。
在此可以看到愛瑪與堂吉訶德身上微妙的不同處：愛瑪還相信著現實生活的倫理與法則，她渴望的是像個男人壹般身經百戰、見多識廣，如果自己不能，便將這種熱望寄予後代，於是當她得知自己生了個女兒而不是男孩兒時，便險些昏厥過去。
堂吉訶德在激情的裹挾之下，已經開始完全無視生活的信條，他不是打破生存規則、而是重塑了屬於自己的生存規則——
更直接地說，堂吉訶德的生活本身就是壹種創作。所遇所見之物，就是他的創作素材。他不停將自己的行為儀式化，指涉自己曾閱讀過的故事，並渴望最終能夠讓「愁容騎士」像見諸騎士小說中的英雄壹般永垂不朽。
當然就實際情況而言，他也的確做到了——只是以壹種完全不同的方式。
另外，嗜讀癥的效力並不壹定導致愛瑪式的愛情悲劇、堂吉訶德式的年少荒唐，閱讀這壹行為本身也蘊含著激情。
中國人喜歡道德訓誡，於是有了「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的說法。如果「少不讀水滸」尚能用人生經驗的匱乏來解釋，「老不讀三國」實在很難自圓其說了——如果活到該死的年紀還能被書蒙騙，實在也反正經驗見識在書本面前的無力了。在劍仙小說盛行的年頭，有新聞說少年們讀書成癡，於是輟學入深山求仙問道，活脫脫是中國特色的堂吉訶德了。
在中國人看來，書本的魔力勝似刀兵，修身齊家由它，誨淫誨盜也由它。張角要起義，離不了三卷天書；宋江要脫厄，肯定有九天玄女。至於李世民要依著儒家文本進行科考取士，更是有「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的感嘆。中國人在科考面前蒙圈了幾千年，功名固然是壹個原因，也足見出閱讀的魔力了。
走火入魔是激情，經世致用是激情，除此閱讀還指向虛構的激情。
有句話講得好，歷史是起於真實而終於虛假，神話卻是起於虛假而終於真實。
所謂虛構，無不是壹種關於世界的書寫，其中也自有真義了。在談到《玫瑰的名字》創作緣起時，作者翁貝托·艾柯講道：「人天生就是壹個虛構故事的動物」。
閱讀不僅意味著參與文本的虛構與闡釋，實際上也伴隨著壹種再創作的過程。借助閱讀，讀者不僅能夠令自己的心靈在另壹個胸膛中跳動，也參與了壹次充滿激情的創造。現當代作家群裏，多出現這方面的行家裏手，文本表現的領域不僅被大範圍地拓寬，文體也實現了更大程度的自由。
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紮爾辭典》以辭典編纂的形式展開虛構，並借助陰陽兩本同時發行而將作品的面世營造為壹起新聞事件；納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則是將詩歌與評註融為壹體，作者不僅完成壹首優秀的英雄體詩歌創作，還圍繞該詩歌展開壹次頻頻指涉創作者生活的妄想狂式批評，不惟如此，創作者與批評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尤其是後者可疑的心理狀態，更讓文本暗含了壹場偵探小說式的謀殺……
借由這些優秀的文本、以及圍繞這些文本而產生的致敬、此生文本，可以看到閱讀的激情與創作的激情正在更加密切地交織在壹起，那些見識廣博的創作者，其本身往往也成為了嗜讀癥患者。
用博爾赫斯的話形容這種境遇最恰當不過：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
人情
無論福樓拜本身持怎樣意見，《包法利夫人》都被視為自然主義文學的典範之作。倘若將之與中國古典文學做壹次不太精準的對照，自然主義的《包法利夫人》將會非常近似於世情小說《金瓶梅》。
兩部小說都涉及到壹個古老而常新的話題：偷情。
愛瑪身上的果決、多情、丈夫氣概，亦與潘金蓮多有相似處。夏爾卑俗、瑣碎、善良且懦弱，廣受小鎮尊重的處境之下，仍舊不足以遮掩其「三寸丁谷樹皮」的氣息。面對如是伴侶，無論愛瑪還是潘金蓮，都會因長期無由宣泄的激情而積攢出壹腔憤懣——
而當女主人公遇見壹名風月老手（西門慶/羅多爾夫）的時候，正如福樓拜說的那樣：即使在屋子的露臺上，壹旦檐槽給堵住了，雨水也會集聚成小湖，就在她自以為平安無事待著的當口，冷不防就會瞅見墻上已經有了裂口。
如果說潘金蓮自打初時便不甘心，哀嘆自己「壹塊羊肉落到狗口裏」，愛瑪卻是因沃比薩爾之行之後、目睹了上流社會的私情才開始不甘於現狀。
就此言，浪漫小說的閱讀只是令她高估了愛情，未必真在生活中入了魔怔。沃比薩爾見聞則不然，風度翩翩的貴族，貴婦人放進情夫帽子的三角情書，令她近距離看到了書中的愛情，進而迫不及待地像付諸實踐。此時無論萊昂抑或羅多爾夫都無差別，愛瑪需要的只是個適足宣泄感情的差強人意的對象，正如堂吉訶德正是需要壹名為之臣服的貴婦人，哪怕想象中的杜爾西內婭的真身不過是壹名鄉間的擠奶姑娘。
愛瑪對情夫的思念混合著無盡想象，正如「俄羅斯大草原的旅人遺留在雪地上的篝火」（福樓拜），甚至當她渴慕的對象走到眼前時，這種思念反而會不再那麽強烈、反倒是顯得不足道了。
誠如顧城的詩所言：我覺得/妳看雲時很近/看我時很遠。
潘金蓮曾先後試圖在武松與西門慶身上求得想象的慰藉，愛瑪也有自己的萊昂和羅多爾夫。
萊昂的初次傾心，不自覺將壹只腳擱在了愛瑪座椅的橫檔上，西門慶尋求「挨光」時，也是壹把抓住了潘小姐的三寸金蓮；愛瑪曾贈送羅多爾夫的壹綹頭發，西門慶亦成功騙取了潘金蓮的壹綹頭發……
凡此種種，古今中外的偷情，竟也展現出壹種有趣的壹致。當然，對偷情這種事情，基於不同的道德訓誡，蘭陵笑笑生與福樓拜也給出了不同的描繪。在《金瓶梅》中，男女之事是「腰間仗劍斬愚夫」式的鬼氣森森，西門慶之好色亡身，打壹開始就因違背倫理而充滿宿命色彩。《包法利夫人》則不同，愛瑪的悲劇源自她對生活無可遏制的激情，而作者福樓拜對偷情之事的描繪，毋寧說卻是寬容且非常含蓄蘊藉的：
「陽光射得鍍銀舊車燈鋥鋥發亮的當口，從黃布小窗簾裏探出只裸露的手來，把壹團碎紙扔出窗外，紙屑像白蝴蝶似的隨風飄散，落入遠處開滿紫紅花朵的苜蓿地裏。」
正如人們說讀《金瓶梅》應生悲憫心壹樣，《包法利夫人》中也常常滲透出作者的人道主義氣息。那場決定愛瑪與羅多爾夫命運的農展會上，壹名可憐的雇工卡黛麗娜·勒魯勤勤懇懇工作五十四年，因而獲得壹枚銀牌與二十五法郎的獎勵。付出與收獲的強烈反差，背後是生活的無奈何，而獲獎者自身的畏葸蠢笨，亦瞬間令愛瑪的形象高大許多。作者無意做有關人生優劣的品鑒，然而如果說愛瑪的激情是不幸的，庸常生活的卑俗無聊何嘗不是更加等而下之的不幸。
與愛瑪命運相映生輝的是，夏爾的母親——老包法利夫人的經歷，則暗含著激情生活的另壹種可能：夏爾的父親老包法利先生壹眼看上去就是條漢子，相貌堂堂好說大話，靴子扣著馬刺鋥鋥作響，初見之下便虜獲了老包法利夫人的芳心與壹筆六萬法郎的陪嫁——
後來如何呢？亦不過是另壹種最終走向平庸的含辛茹苦。
無論如何選擇，未選擇的那條路仿佛才是最恰當的。它存在於想象中，於是足可囊括無盡的激情、想象與虛構、創作。
或許正如張愛玲所言：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墻上壹枚蚊子血，白的依舊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久而久之，白的便是衣服上壹。
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朱砂痣」。
因為這並不是關乎現實而是想象，而生活又常不在腳下反倒在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