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陶淵明的田園詩與人生觀的論文

在 中國 古代傳統文化中，壹般都鄙視力役，看不起農業勞動，更不消說去發現挖掘農業生產中的詩情畫意和參加勞動後的感受與體驗了。魏晉 時代 的清談之風盛行，清談家以不染事務為高雅，遠離勞動為時髦。出現了魏晉南北朝時代山水詩盛行而謳歌田園之章則大為遜色的狀況。有人以“山水詩”為陶淵明定位，忽略了陶淵明自身獨特的價值。朱自清先生就認為田園才是陶淵明的獨創。陶淵明的“質性 自然 ”“性本愛丘山”的自然和山水，與謝靈運等人又有所不同，陶淵明這裏的自然，不僅是脫世的名山秀水，也不僅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審美的、文化的第二自然。審美功能在使個體精神的安寧和超脫方面對陶淵明極為重要。 轉載於中國論文聯盟 　　因而，陶淵明的田園詩，就不僅僅是詩的題材領域的拓展 問題 ，也不是放下文化人的架子與村夫野老交往的問題，它反映的恰恰是壹個文化人的特質--真正的農民是不會把面朝黃土背朝天視作壹種享受的。陶淵明眼中的田園不再是孔子門徒、遊俠劍客、簪纓世家、清談雅客眼裏的農夫野老等下等人的生活圈子。他眼裏的 農村 ，已是過濾了因戰亂導致的荒蕪破敗、扶犁把鋤的艱辛、粗茶淡飯的清苦、布衣褐服的寒酸的優美田園。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多美的景象啊！田園生活變成簡單質樸且可實踐的詩意生活。也只有這樣的壹種心理建構才能使他從仕宦的肉體安適、精神窒息（“久在樊籠裏”“以心為形役”）裏毅然走出，投入鄉野田園的勞苦艱辛（“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而精神卻感到愉悅的生活中（“復得返自然”，當然，這裏的自然如文中所論，已是審美意義上的自然）。　　三、文學之於陶淵明的意義　　陶淵明活在讀書和寫作裏。文學對陶淵明的人生而言，意義彌重。從陶淵明始，文學審美作為個體精神安寧和超脫的途徑，對後代文人產生了深刻的 影響 。《五柳先生傳》中“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誌。忘懷得失，以此自終。……酣觴賦詩，以樂其誌”的句子，恰當而細敏地體現出了文學自覺時代的特征，也撥動了後世文人們的文學心弦。　陶淵明不願受樊籠之苦去幹謁入仕，歸隱鄉間田園。如果求純、求樸、求真、求拙、融入自然和田園之中，就足以滿足精神需求的話，那麽對子女的 教育 就簡單多了，按最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引領他們即可。但陶淵明並沒有那麽超然，子女的教育問題困擾著他。且看《責子》詩：“白發被兩鬢，肌膚不復實。歲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誌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吹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　因為它的純樸真拙並非老莊式的絕聖棄知，他的“真意”“守拙”已是經審美加工過了的。因此文學化、文字化的生活才是陶淵明的心靈雞湯。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兒子不喜讀書使陶淵明那麽煩惱。因為讀書寫作在陶淵明那裏已經成為壹種生存方式。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愚拙”，他當然也是希望他的孩子也能懂得審美的。　陶淵明的這種審美化的人生態度，對後世的影響深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身上都可尋到陶淵明的影子，而蘇軾則是陶淵明的崇拜者，也是以審美姿態生存的典型。蘇軾甚至把自己作為審美對象，不斷被貶謫的不幸遭遇，也成了筆下豐富的文學材料，而且樂於以此為題。我們從審美化的角度理解陶淵明的人生，從而對文學審美功能的理解也得到了加深，這樣更便於對廣大中學生進行美育和文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