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時間風格理論
詩歌的藝術風格歷來受時代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制約，風格因時而異。
五四運動初期，平民意識是歌頌下層階級的。
抗戰時期，詩歌在內容和藝術上是壹致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出現頌歌熱潮。
誇張的民歌，“大躍進”新民歌運動，“壹穗粒不長，黃河上架起壹座橋；十輛車並排走，火車不搖不晃地通過。”“麥稭粗如甕，麥芒指向天，壹麥殼壹瓦，壹粒麥子三天糧。"
五四時期，以鳳凰為標誌預言中國重生的郭沫若，率先唱響了新的頌歌；在舊中國的監獄裏寫出《對不公平世界的詛咒》的艾青，寫出了《國旗，我想念我的祖國》；舊中國以唱《夜歌》出名的何其芳，寫出了我們最偉大的節日，就連當年憂心忡忡的胡風也寫得熱火朝天。對黨、對領袖、對祖國、對新時代、對革命的歌頌成為當時詩歌的重要題材。
2、作家的風格理論
對壹種藝術風格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時代風格、地域風格或詩風，而是詩人自身的藝術個性，是由作家的個人氣質、藝術修養、生活經歷、審美理想等因素構成的。
《明》田壹恒《史翔宇談》“太白為雅，所以詩為雅”；子美是壹個冷靜的人，所以詩歌是冷靜的。
薛雪《壹瓢詩》“快詩必瀟灑，誠詩必莊重，嬌詩必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