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劉勰同時代的鐘嶸，對《詩品》中漢代的《古詩》評價更高，甚至說其中14首是陸機所作，“文汶李逸，其意悲遠，驚心動魄，幾乎可以用壹個字來形容。”與劉勰不同，鐘嶸對李陵、班婕妤等傳世的詩詞並不懷疑。雖然他承認時代“尷尬，世態難詳”，但他認為它們產生於李陵之前。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鐘嶸按照他的詩歌評價原則，“壹品之中，代代為先，而非功過”，把“古詩詞”放在全書的最前面進行評論。和蕭統、梁羽生等人，也都與鐘嶸正面交鋒。任芳在《文章源流》中說:“五言詩，漢代校尉李陵，蘇武時。”蕭統沒有說《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是誰，但《古詩十九首》是以他在《文選》中最早的匯編命名的。同時，他在《文選》序中說:“辭賦在鄒的作品中，納降在何梁的作品中是四言五語，地區不同。”這裏的“江上章”指的是李陵寫的詩《攜手江上梁》。可見，漢代文人對五言詩的生成時間和作者，自六朝以來就有不同的看法。
唐宋以後，對漢代文人詩的研究日益增多。唐代李善根據《古詩十九首》中的部分詩歌，明確指出這些詩歌為東漢所作，但並不全是西漢梅成所作。但唐代放出來的皎然、白居易，對李陵、蘇武的傳奇詩還是持肯定態度的。宋代詩人蔡厚舉雖然不同意李善的觀點，但他認為《十九歌》並非壹人所作，也肯定有梅成、李陵等人的作品。而王應麟則以《史記正義》中引用的於美人的詩為佐證，認為五言詩在漢初已經出現。但在《容齋隨筆·五畫》卷14中，宋代詩人洪邁以李陵詩、梅成詩中有“應”字，為漢惠帝所諱(據此文，已被後人反駁)為由，聲稱這些詩壹定是後人偽造的。此後，關於漢代文人所作五言詩作者年齡的爭議越來越多。
自唐宋以來，“詩話”壹直是中國文學批評的重要形式。晉代的、元代的、元代的詩人和法家數、明代的、魯世勇的《古詩詞鏡鑒》都對漢詩有很高的評價。特別是宋代張潔的《胡應麟滄浪詩》和嚴羽的《滄浪詩》，是後人研究中國詩歌的寶貴參考資料。
自周代社會以來，中國人就非常重視音樂。樂府詩產生於漢代，自魏晉商以來壹直為歷代所重視。在歷代正史中，從班固的《漢書》開始，就有專門論述漢代樂府產生的《禮樂誌》。後來和《宋書》也有記載，其中《舒悅誌》最值得關註。中間有壹卷專論漢魏和合之歌，另壹卷記載漢代雜舞之歌、崇鈸十八歌，為後人詳細了解漢代樂府詩的發展提供了早期可靠的資料。唐代以後，杜佑的《通典·樂典》、鄭樵的《通誌·樂府》和馬端臨的《文學通考·樂考》詳細記載了樂府在漢代的發展和演變，是我們研究漢代樂府及其演變的重要文獻。漢代樂府詩最重要的著作是郭茂謙的《宋代樂府詩》。除了收集的全集，這本書的特點還在於為每個類別甚至壹些重要章節解決問題。這部具有研究性質的樂府詩集為後人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漢代以來的樂府研究著作中，最早的應該是東漢末年蔡邕的《曹勤》。本書所記錄的古琴曲，絕大部分是先秦時期的傳奇，也有壹部分是漢代創作的，是後人研究先秦以來中國琴曲演唱史最重要的材料之壹。六朝時期，陳任、石之江的《古今樂錄》是對唐代以前漢樂府詩歌、歌唱、器樂等方面最詳細的記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後來又有吳京的《樂府古詩詞解》和劉魁的《樂府解》，許多重要資料也被保存下來。此外，崔寶的《古今樂註》中有十八條條目，專門論述樂府曲的技法和源流，也是後世極為重視的文獻。
清代以後，越來越多的學者重視對漢代詩歌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在壹些傳統詩歌中有對中國詩歌的評論，如王夫之的《姜齋詩話》、葉燮的《原詩話》、王士禎的《戴詩話》、的於、袁枚的《隨緣詩話》、方的趙薇、劉熙載的《簡毅》等。壹些詩歌選本，如陳若明的《采擷堂古詩選》、的《古詩源》、陳玲的《詩比興註》、張裕固的《古詩鑒賞》、吳琦的《詩選結論》等，都對中國詩歌有詳細的評論。此外，還出現了壹些專門研究漢魏樂府的著作，如的《古詩十九首》、蔣仁修的《古詩十九首》、費的《漢詩通評》、李寅都的《漢樂府註》、朱幹的《樂府正義》、莊樹祖的《曉寒關松句解》。這些作品或對漢詩字音字義有專門研究，或對漢詩藝術有獨特體會，或對文人五言詩有深刻理解，或對樂府詩某些方面有深入研究。顯示了清人在中國詩歌研究上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