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嶸在《詩序》中說:“故詩有三義，壹是興，二是比，三是賦，文有余義而為興；比喻事物，比較，直書，寓言寫作，賦也。宏，三層意思，酌情使用。用風吹幹它，用蔡丹滋潤它，使嘗者無限，聞者動心，這是最好的詩。”在鐘嶸看來，三者都是文學方法。因為興的運用應該是“由風而作，由而潤”，最終目的是讓“嘗者無窮，聞者動心”其中對興的解釋是“文有余意”，使興隱含的文學功能更加明確。這種看似“異於訓詁”(黃侃《文心雕龍劄記》)的解釋，是“不清”(黎錦熙《說辭·比興篇》)。正好揭示了“興”的文學功能，很有意義。鐘嶸對“興”的這種解讀影響很大。自唐代以來，詩學實際上是沿著“文有余意”的意誌前進的。
李對的解釋也很有意義。他說:“以文字、感情敘述事物者，謂之賦，飽含情感者也；求物之比是表情，附物於情者也；以情觸物，謂之昌盛，有情者也。”[5]李分別從“述事”、“求事”、“觸事”三個角度對“賦、比、興”進行了闡釋。在他看來，作為賦的“記敘文”不僅是“鋪陳”，而且必須與“言情”相結合，也就是說，作者要把自己的感情表達得淋漓盡致，也要把客觀物象描寫得淋漓盡致。這比傳統的解釋前進了壹大步，在創作上也更符合“賦”的要求。唐代很多詩人用“賦”，確實表現出這樣的特點。比如杜甫的《北伐》、《從北京到奉賢詠五百字》、《三官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主要用了“賦”，但也很享受。作為“比較”的“求物”，即要求和選擇對象來表達感情，並不完全是用比喻的問題，作者也必須用比喻來表達自己真摯的感情。唐代許多詩歌中的比喻，如李白的《春思》:“妳們北方的草像玉壹樣藍，我們這裏的桑葚像綠色的線壹樣彎曲……”，在這裏都是與“比”連用，而是帶著感情依附於事物，不像有些漢賦，把各種比喻變成了單純的修辭。“觸物”如“興”，是受外界事物的啟發激發感情，進而將情感浸潤到所描寫的對象中。顯然，李對“賦、比、興”的解釋都歸結為壹個字“情”，更符合文學的審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