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和裏爾克都對馮至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歌德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馮至早期的詩歌中，他的浪漫主義思想影響了馮至的情感表達和意象建構。在歌德的啟發下，馮至開始探索自然、人性、宇宙等哲學主題，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審美觀。
裏爾克則更多地影響了馮至後來的詩歌創作。通過對裏爾克的學習和借鑒，馮至逐漸走向了以非常規詩意表達為主要方向的寫作方向，加強了對詩歌語言的探索和實驗。馮至詩歌創作的這種變化，也與他和裏爾克的友誼密切相關。
馮至對前後兩個時期的詩學原則或某些詩學理論的不同理解，以及這種理解在具體詩歌創作中的體現，反映了他在考慮詩人與世界關系的方式上，在認識世界的態度上，從“分離”到“融合”，在觀察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上，從“情感”到“體驗”，最後在表現世界時，自然地選擇了從“抒情詩”到“詠物詩”的轉變。
裏爾克與馮至詩歌文本的橫向比較，進壹步闡釋了馮至在詩歌創作實踐中受裏爾克影響的種種表現。這不僅體現在他對"十四行詩"這壹詩歌形式的借鑒上，也印證了甘從裏爾克詩歌中的"孤獨與交流"、"孤獨與忍耐"、"死亡與變化"等關鍵詩歌主題中得到的重要啟示。
總之，歌德-李和裏爾克的文學思想和藝術風格對馮至的詩歌創作過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幫助馮至形成了自己的詩歌風格和藝術觀。
馮至的《大學之道》
“洋為中用”的研究方法馮至在創作中將自己“洋為中用”的方法稱為“吸收外來養分”。這個提法本身也說明了“洋為中用”的主體是中國，“洋為中用”作為中國人的創作主體，是中國讀者可以接受並願意接受的。馮至的主要學術著作《杜甫傳》、《論歌德》等他撰寫的學術論文都貫徹了這壹精神。
他明確表示，“我們研究外國文學不是為了研究，也不是為了外國人，而是為了中國的需要。根本目的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借鑒。”他在北京大學擔任西文系主任時，進行教學改革，多次修改教學計劃。他每次都強調兩點:壹是西文系的學生要打好外語基礎，二是學外國文學的要學好中國文學。
馮至“學外國文學的人要懂中國文學”的觀點很有特色。它既體現了我國外國語言文學應該服務的根本原則，又符合語言文學壹體化的學科規律。
嚴謹求實的學風。對於寫論文，學術界有壹個流行的成語，叫做“言出必有因”。它表達了寫文章要以證據和邏輯為基礎，這大概就是“嚴謹”的要求。但我認為，僅僅按照這句話行事，遠遠達不到科學的要求，因為這兩個條件只是說明了作者寫文章時的主觀要求，並沒有提出寫出來的文章應該是客觀的。
但如果在“嚴謹”之外還有“求真”，就會保證文章裏說的東西要客觀，或者盡量接近客觀，這樣才能稱之為科學要求。馮至的研究工作是按照“嚴謹求實”這兩個要求來做的。我們可以從他的兩部主要作品《杜甫傳》和《論歌德》中看出這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