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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宗”與“宗宋”詩歌風格評析

以詩之“盛衰”說“變”,是中國古代詩學對詩歌發展的傳統看法。這壹命題有許多合理的因素,但由於理論家的理解差異和狹隘的論述,人們往往得出詩歌發展越來越差的結論。這壹點王朝的姜講得很具體,也很清楚。他說:“從春秋到戰國,壹百多年沒有寫國體了。屈和宋的追隨者,其次是騷府和荀況,略顯優雅。這也是詩歌的變化。漢初蘇、李作復,《古詩十九首》沿襲了五言三百首的遺風。建安七子越唱越多,數目極盛。余波達晉宋,衰於齊、梁、陳、隋,詩極隱晦。唐成之後,神龍、開寶、保寶的作家開始講雅了。這是詩歌的另壹個變化。”(《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壹卷,第270 ~ 271頁,江《五月七日詩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這段話幾乎可以代表古代理論家對詩歌“變”的所有認識和理解。他們把“雅”作為衡量詩歌“盛衰”的標準。所謂“盛”,就是“雅略盛”、“雅新”;所謂“沒落”就是“風騷巧辭”和“雅化”的沒落可見他們的“盛衰”觀是壹種強調詩歌思想性而輕視藝術形式的詩歌發展觀,指復古。

這種觀點有其淵源。初唐時期,陳子昂不滿於齊梁以來文學內容的浮華頹廢之風,嘆“文章開五百年”,以“雅正無為”為“顛三倒四”,企圖使“漢魏之性”“重見”(《東晉左氏修竹篇序》)。在當時,它作為詩歌內容的創新理念當然是可取的。然而,這樣看待詩歌的發展將是壹種倒退的想法。正因為沒有認識到詩歌形式創新的必要性,沒有看到齊梁詩歌實際上是漢魏詩歌的進步,他的詩歌思想最終沒能成為唐詩的主流。由他極力反對的齊梁詩歌演變而來的現代詩歌,在同時代人和後世詩人手中大放異彩,成為壹代詩國的主要詩風。這壹顯而易見的事實往往被理論家所忽視。那麽明朝的七子就犯了和陳子昂壹樣的錯誤。他們主張“文學應在秦漢”,“詩歌應在唐代興盛”(《明代文遠李東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看不到壹直在發展前進的詩歌的演變趨勢。他們的“文學墮落”觀直接影響到詩歌創作。翻翻他們的詩,真的是“詞趕不上宋,歌比不上元。踏古人之墟,拾先賢之口水”(王逸:《詞曲史·明詞篇》,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而王世貞作為末代七子之首,雖然提出了“西京文風弱,東京文風弱”,“六朝文風遊離於現實之外”,“唐文風平庸”,“元文風不佳”(世貞:易,卷三,《益州山人四稿》)。)這壹代不如上壹代的“文學退化論”,但對詩歌的發展做了很有見地的表述。他說:“‘三百首’死後,有了騷賦,但騷賦難入樂,於是有了古樂府。古代樂府不落俗套,後以唐代絕句為樂府。絕句不太委婉然後有詞,詞不達意,北歌不熟南耳然後有南歌。”(王世貞:曲藻,《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卷,9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在這裏,他揭示了詩體的變化是後者不滿足前者的結果。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詩歌是在不斷的否定中進化的,整個趨勢是向前發展而不是倒退和復古。這段話不僅講述了中國詩風演變的基本事實,還簡要闡述了詩風演變的兩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