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休謨(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是蘇格蘭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被認為是蘇格蘭啟蒙運動和西方哲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壹。盡管現代對休謨著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哲學思想上,但他最初是作為壹名歷史學家而出名的。他的著作《英格蘭史》成為當時60到70年間英國歷史學家的基本著作。
歷史學家壹般將休謨的哲學歸為完全懷疑論,但也有人認為自然主義也是休謨的中心思想之壹。研究休謨的學者往往分為強調懷疑主義(如邏輯實證主義)的學者和強調自然主義的學者。
休謨的哲學深受經驗主義者約翰·洛克和喬治·貝克萊以及壹些法國作家的影響。他還吸收了各種英國知識分子的理論,如艾薩克·牛頓、弗朗西斯·哈奇森和亞當·斯密。
[編輯此段]生活
大衛·休謨(後改名休謨)於171年(儒略歷)4月26日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的壹所公寓裏。他的父親是約瑟夫·休姆,是尼恩韋爾的壹名律師,他的母親是法爾科內夫人。休謨長大後偶爾會回到他在寧威爾的家鄉。他在1734把名字從休謨改成了休謨,因為英國人在蘇格蘭很難把休謨這個名字讀對。休謨在年僅12歲的時候(當時正常的錄取年齡是14歲)被家人送到了愛丁堡大學。起初,休謨打算從事法律職業,但很快他發現自己“對學習除哲學和知識之外的壹切都感到極其厭倦”。當我的家人想象我在讀Wuette和Venias(當時兩位著名的法學家)的時候,我實際上是在讀西塞羅和維吉爾。”休謨不喜歡大學裏的教授。他曾經在1735跟壹個朋友說過:“妳根本學不到教授的東西。那些東西都在書裏。”
十八歲時,休謨在哲學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使他能夠完全面對這個“全新的思維領域”,並使他決心“拋棄其他壹切快樂和事業,完全投身於這個領域。”休謨沒有解釋為什麽會有這壹重大突破,但壹般推測,很可能是他的因果論,即我們對世界因果關系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情感、風俗習慣,而不是理性,也不是抽象的、永恒的自然規律。當時,壹個貧窮的蘇格蘭人可以選擇的職業道路非常少。休謨面臨著成為家庭教師或商人的職員這兩個選擇,他最終選擇了後者。1734年,休謨在布裏斯托爾做了幾個月的生意後,前往法國安茹的La Flè che,在那裏休謨經常與來自普裏坦納軍事學校的耶穌會學生進行哲學討論,勒內·笛卡爾也是該校的畢業生。在那裏生活的四年時間裏,休謨為自己制定了職業規劃,決心“過非常簡單的生活來應付我有限的財產,從而保證我的獨立性,除了增強自己的文采,我什麽都不用考慮。”休謨定居法國時也完成了壹部人性論,當時他只有26歲。盡管大多數現代學者都把《人性論》視為休謨最重要的著作,是哲學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壹,但它在剛出版時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關註。休謨在記錄自己當時缺乏公眾關註時寫道:“媒體對這本書的反應是沈默的,甚至那些熱心的讀者也沒有得到任何解釋。但我本來就養成了樂觀開朗的性格,很快就從這樣的挫折中站起來,繼續在農村努力學習。”他繼續寫《人性論》的摘要,但沒有寫自己的名字。他試圖縮短和精簡他以前的長篇作品,以吸引更多的讀者,但即使經過這樣的努力,他仍然未能重新獲得這本書的重要性。
撰寫《人性論》的艱辛過程讓年輕的休謨幾乎精神錯亂。為了恢復正常的思維能力,休謨決定暫時回歸平凡的生活。
在1744的論文集《道德與政治》出版後,休謨申請成為愛丁堡大學倫理學和精神哲學系的教授,但被大學拒絕。在1745年詹姆斯黨叛亂期間,休姆成為了安娜戴爾侯爵(1720-1792)的家庭女教師,被當時的官員形容為“瘋子”。這份工作只做了壹年左右就結束了。但也是在這個時期,休謨開始寫他的歷史巨著《大不列顛史》,歷時15年,寫的時候超過了壹百萬字,最後從1754到1762分六卷發行。在此期間,休謨參加了詹姆斯·伯內特創建的卡諾蓋特劇院,他還結識了當時在愛丁堡的許多其他蘇格蘭啟蒙哲學家。從1748開始,他擔任聖克萊爾將軍的秘書長三年,同時寫了他的書《關於人類理解的探究》。然而,和之前的書壹樣,這本書在當時出版時並沒有受到重視。
這時,休謨被教會指控為異端,休謨的壹個年輕朋友站出來為他辯護,認為休謨作為壹個無神論者,不屬於教會的管轄範圍。雖然後來休謨被無罪釋放,但格拉斯哥大學仍然拒絕了休謨擔任哲學教授的申請,這可能也是由於另壹位哲學家托馬斯·裏德強烈批判休謨的形而上學所致。根據休謨的自傳,直到1752年他回到愛丁堡,“愛丁堡大學讓我成為他們圖書館的圖書管理員。這個職位只賺了很少的薪水,卻給了我接觸如此龐大的圖書館的機會。”愛丁堡大學圖書館的豐富資源使休謨能夠繼續他對大不列顛歷史的研究。
休謨最終成為著名的批評家和歷史學家。他的巨著《大不列顛史》描述了從撒克遜王國到光榮革命的歷史,壹出版就成了暢銷書。在這本書中,休謨把政治制度下的人塑造成文化習俗的產物。這些人傳統上傾向於服從現有政府,只有在面臨不確定的情況時才會尋求改變。從這個角度來看,只有宗教差異才能讓人偏離日常生活,開始關註政治事務。
休謨早期的論文《論迷信與宗教》為他後來幾乎所有的宗教史著作奠定了基礎。在休謨時代,想要批判宗教信仰的人還是要謹慎。例如,就在休謨出生前15年,18歲的大學生托馬斯·艾肯黑德(Thomas Aikenhead)因批評基督教是“胡說八道”而被教會起訴,最終被判犯有瀆神罪並處以絞刑。所以休謨只是婉轉的表達了自己的理論,大部分都是在與虛構人物的對話中呈現的。休謨直到1776年去世那壹年才承認自己是人性論的作者。他的論文《論自殺》和《論靈魂不朽》,以及他的著作《關於自然宗教的對話錄》都是在他死後出版的(分別出版於1778和1779),這些作品都沒有休謨或出版商的名字。休謨為隱藏其作者身份所做的這些安排,也使得學者們對於休謨是自然神論者還是無神論者仍有很大的爭議。不管怎麽說,當時休謨是無神論者的謠言,真的讓休謨碰壁了,求職時被封殺了。
休謨曾向壹位朋友提到,他意外地“皈依”成了壹名基督徒:他在去監督新居建築工地的路上,穿過愛丁堡市中心壹個剛剛幹涸的湖泊時,不慎滑入泥潭,因肥胖而被困在那裏。這時,壹些賣魚的人恰好路過,看到了休謨的困境,但他們很快認出他就是著名的無神論者,於是拒絕營救他。休謨答應成為基督徒,被迫在泥地裏讀主禱文和信條之後,這些強壯的賣魚人才把他拉了上來。休謨事後對朋友開玩笑說,這些魚女是“他見過的最聰明的神學家”。
1763年至1765年,休謨在巴黎擔任哈特福德伯爵的秘書,在那裏受到伏爾泰的仰慕,被譽為巴黎社交圈的名人。與此同時,他還結識了讓-雅各布·盧梭(Jean-Jacob Rousseau),兩人起初成為好朋友,但最終因理念不同而分散。休謨這樣描述他在巴黎的生活:“我真的經常想回到愛丁堡普通而粗糙的撲克俱樂部……去糾正和緩解這些天來如此多的感官刺激。”休謨在1768年回到愛丁堡定居。1770年左右,隨著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稱贊休謨把他從“教條的噩夢”中喚醒,休謨的哲學著作開始獲得大眾的關註,也是在這之後,他才獲得了壹生都沒有獲得過的名聲。
詹姆斯·博斯韋爾在去世前壹周拜訪了休謨,休謨向博斯韋爾透露,他真的開始相信那些之前被他視為“最不合理的迷信”的理論——即人死後會有來生。休謨為自己寫的墓誌銘是:“生於1711,死於[…]——讓後人來填空。”休謨在1776年去世後,被安葬在他生前安排的“簡易羅馬墓地”,該墓地位於愛丁堡的卡爾頓山東側,俯瞰著他在城裏的家鄉。
休謨註意到,許多思想家常常以“是什麽”作為“應該是什麽”的論證基礎。然而,他註意到這種描述性的陳述(現在是什麽)和規定性的陳述(應該是什麽)之間有很大的區別。休謨指出,我們不應該習慣於混淆這種應該是什麽的陳述和現在是什麽的陳述,但同時,我們並沒有解釋兩者之間的重要區別。我們如何從“現在是什麽”中推導出“應該是什麽”?休謨提出的這個問題成為了未來倫理學的主要爭論之壹。在很多人看來,休謨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我們不可能做出這樣的導數(其他人有不同的解讀,認為休謨不是指道德陳述不能從事實陳述中推導出來,而是指我們不能不考慮人性——即人類的情感——而做出這樣的導數。休謨也許是第壹個提出實證主義(是什麽)和規範(應該是什麽)區別的人,兩者的混淆在社會科學和道德哲學領域相當廣泛。哲學家G. E .摩爾後來提出了壹個類似的理論,稱為“自然主義謬誤”,試圖反駁任何試圖混淆道德屬性和自然屬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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