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者分為兩種:壹種是後人為了欣賞，將前朝書法家的字跡刻在石頭上，擴展成拓片，方便流傳、欣賞和臨時研究。比如宋代的春華閣帖，清代的三溪堂法帖。另壹種是用來記錄政績的石刻，記錄名山、名寺的沿革，以及名人、官員的事跡，如禮碑、張夢龍碑、多塔感應碑等。
這些黑底白字的帖子大多以石碑的形式保存下來。從保存形式來看，我們把“黑”帖稱為“帖”，把“白”帖稱為“碑”；從文字內容上，我們把文人的手跡稱為“帖”，碑文稱為“碑”。
古往今來，二王、鐘繇等書法代表人物都被奉為經典，供後人學習。歐陽詢在他的《裴文齋書畫譜》中，把王羲之形容為“典範”、“古今之最”、“唯壹”。到了清代，由於皇帝的偏愛，士人不得不用“二王”之書來謀職，久而久之變得過於程式化，後學發展遇到瓶頸。
此時發現和研究金文銘文，無疑是壹種新的書法方式。再加上國家危機，革命派對皇族的反抗表現在金石學的倡導上，於是金石學興起。
康有為在《廣益中的壹條雙船》中說:“今天，妳要尊崗，就得尊碑。妳要尊唐碑，它就破舊了，妳得尊南北朝碑。”但即使在清代，碑學倡導者阮元也說:“短箋長卷，姿態浮華，善貼；世道嚴，書法深，則碑勝。”在他眼裏，貼雪也不是壹無是處。
總結:拋開時代因素，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鐵血要求筆法嚴謹，文筆嫻熟，然後在法度的變化中求韻；碑學用筆，力求隨性率真，強調個性。審美上，“帖”是“書卷氣”，是靈魂、氣質、情趣的表現；
“碑”有“金石精神”，與“書精神”相比，是浩瀚、豐富、質樸的體現。“帖”和“碑”各有千秋，沒有絕對的區別。它們是壹組相對的概念，不是矛盾的概念，而是可以相互借鑒的。所以碑和帖是可以壹起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