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成語大全網 - 書法字典 - 03#儒學史——魏晉儒學玄學與南北朝隋唐儒釋道融合

03#儒學史——魏晉儒學玄學與南北朝隋唐儒釋道融合

中國傳統儒學在漢代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出現了以天人合壹為特征的儒家學派。漢末至魏晉時期,經學衰落,“章句漸疏”,學者多以“浮華並起,儒風益衰”為用。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壹些形而上學學者致力於儒家儒家思想與道家自然的和諧,但他們在內容上放棄了漢代天人感應的目的論,這拉開了傳統儒家研究天與生命和天的神秘意義之間的距離。它避免了儒學在迷信的道路上轉型,這是玄學對儒學發展的有益抑制。然而,玄學將傳統儒家“外王”之道的人生原則、理想人格和現實品格與道家的自然原則和虛無之道相結合,從而強化了儒家宿命論的消極因素,使放縱浮華之風越來越猖獗,最終使儒家偏離其“王”的理想而陷入困境。東晉南北朝時期,神秘之風依然存在,但佛教和道教兩大宗教急劇崛起,與儒家思想相抗衡,從而形成了儒釋道三教並存、百家爭鳴的社會思想格局。盡管儒學在三教之爭中極力保持其傳統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思想發展的規律不可避免地使儒釋道三教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融合,儒學開始了在爭議中生存、在融合中發展的曲折歷程。這種情況從東晉南北朝壹直持續到隋唐。到了中晚唐時期,雖然韓愈、李敖等人公開打出了排佛揚儒的旗號,但他們對佛道思想的吸收和融化仍然清晰可見。然而,韓和李的努力畢竟是儒家傳統精神在數百年衰落後的真正復興。

縱觀魏晉至隋唐時期的儒學演變史,不難看出這壹時期的儒學不僅具有與先秦兩漢儒學不同的特點,而且有其自身的規律可循。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儒家思想的發展處於低谷。

所謂低潮,從古代儒學發展的整個過程來看,漢代儒學壹統天下的思想格局被打破,儒學受到諸多思想的沖擊和制約,失去了像漢代那樣蓬勃發展的勢頭。同時,與當時佛教和道教的迅速發展相比,傳統儒學在這壹時期並沒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其社會地位不斷下降,作用大大減弱。儒家思想衰落的原因非常復雜。雖然根本原因在於其特定的社會條件,但當時社會思想內部矛盾的發展也是重要原因之壹,即傳統儒家經典中的消極因素和佛道思想的影響,使儒學失去了正常和獨立的社會思想條件,最終走上了曲折的發展道路。然而,儒家思想的衰落並不是發展的停滯。儒家思想的傳統沒有中斷,儒家思想仍在社會中廣泛發揮作用。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並沒有停止,而且也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可以說,這是壹個從蕭條到復興的過渡時期。

第二,儒家的壟斷地位雖然被打破了,但儒家的宗主國地位並沒有喪失。

魏晉隋唐時期三教之爭的形成,使儒學自漢武帝以後失去了壟斷地位。雖然其地位下降,作用減弱,但其在社會思想中的宗主國地位仍然難以維持。在三教之爭中,這壹時期的統治者雖然在構建新的統治思想上猶豫不決,但最終選擇了以儒為主、佛道為輔、三教並用的政策。北周武帝對三教進行了測量,明確提出“儒家為先”就是證明。祭祀上天和孔子仍然是許多統治者的主要日常活動。儒家的普遍倫理仍然是每個朝代治國安邦的基本指導思想,統治者仍然主要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制定政綱、發布詔書、奏表和文告的依據;儒家經典在當時幾乎每個朝代都被列入國民教育的指定內容,在隋唐時期也被作為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和評價標準。儒家的忠孝節義的倫理道德仍然是人們在社會中遵循的基本行為準則。可見,儒學的宗主地位在這壹時期並未喪失。

再次,強調應用而忽視對儒家精神的追求,極大地制約了儒學的發展,這也是這壹時期儒學的特點之壹。

魏晉隋唐時期(特別是南北朝時期),儒家的禮學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儒家學者大多註重研究三禮,統治者往往以禮學為理論基礎,單方面發揮“內聖外王”的懦夫之道。可以說,這壹時期發展較快的是荀學而非孟雪,是“外王”而非“內聖”之道。在傳統儒學中,強調“修身為安”和“以學為宗”,註重內在道德修養、人生理想追求和道德人格完善等“內外合壹、上下貫通”的精神,並沒有得到整個社會知識階層的普遍認同,甚至沒有形成發揮這種儒學精神的自覺意識。無論是“聖人無體”“聖人有情而不厭情”的形而上註解,還是“佛為內,儒為外”的佛學解釋,抑或是“儒末道化”的道家模式,都缺乏對傳統儒學這種實質精神的恰當挖掘、深刻理解和發揮,即便是對還原儒家經典感興趣的人,如範寧、徐遵明等也是如此。到了中唐時期,伴隨著古文運動的韓愈、李敖、柳宗元等人已經知道了這種偏向,開始推崇中庸之道和大學之道,重視“心性之學”。然而,從這壹時期社會思想的整體角度來看,許多人,包括壹些儒家學者,在精神追求上傾向於玄學的空虛,或傾向於佛教的空虛和儒家的內蘊。在政治動蕩、政權更叠頻繁、以治國安邦為主要任務的時期,儒家的禮學必然受到重視,推崇“外王”之道成為必然趨勢。也許正是因為學者們更關註這壹方面,所以盡管這壹時期有許多儒家,但沒有壹個儒家能夠建立崇高的地位,超越所有儒家並在人民中流行,這表明盡管儒家思想在這壹時期存在,但它似乎是壹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令人沮喪的局面。

第四,儒家經典的註釋打破了傳統的家學方法,出現了多樣化的註釋方法。

魏晉時期以義解經方法的應用,是對漢代經學學術註釋的否定。他的思想自由、精神解放和學風轉變給思想界帶來了巨大的活力。與此同時,受佛教講學方法的刺激,義疏之學也興起了。唐代孔所著的《五經正義》是應用新的經典詮釋方法的重要成果,對儒學的普及和推廣起到了壹定的作用,對儒學的發展,尤其是宋明以後的儒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五,魏晉至隋唐時期,儒釋道三教的紛爭與融合是這壹時期的主旋律。

從三者的外部關系來看,儒家和道家(道教)產生於相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相同的政治利益。它們之間有更多的協調和整合,但影響較小。儒釋之間的沖突與融合是儒釋關系的壹個突出方面。隨著儒佛矛盾的加深,儒家逐漸認識到單純地排斥佛教是沒有用的,佛教的傳播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拒絕它將無法抵禦佛教的沖擊,而且還會成為儒學自身發展的障礙和桎梏。只有正視它的存在,並對它做出積極的回應,我們才能走出枯燥的迷宮,重新獲得活力。因此,從蘇綽、顏之推到王通,從傅儀到韓愈、李敖、柳宗元,他們都改變了對儒學的反對態度。他們或尊儒抑佛,或尊儒統佛,或說“三教可以統壹”,或直接輔佐佛教入儒。儒家還吸收了佛教的思辨方法和心性論,融合了道家的宇宙觀等。三教之間的外部沖突最終以相互滲透和融合而告終。儒家思想不僅相互改變,而且改造自己,豐富自己,使其在三教的爭論和融合中發展。

總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儒學,由於上述特點,經歷了這樣壹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從而成為繼承漢代儒學和啟蒙宋明新朝儒學的重要過渡時期。正是儒學在這壹時期特殊條件下的曲折發展,儒學才能在宋元明時期以新的姿態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