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李白之死》、《紅蓮之魂》等詩歌中，成功地運用了中國傳統詩歌題材和意象詞匯，唱出了他的理想和愛情。他在美國期間創作的《太陽頌》、《洗衣歌》、《孤雁》、《憶菊》等名作，表現了他對帝國主義“文明”的蔑視和對祖國的向往。如《祈禱》、《愛國》、《壹個字》、《我來自中國》、《七子之歌》等詩歌。在回國初期，詩人以熾熱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和諧的旋律表現了民族自豪感。與以往作品相比，“死水”時期的詩歌題材更廣，思想更深刻，與中國社會現實的聯系也更進壹步。《春天》、《荒村》等詩，充滿了對軍閥混戰中深陷災難的勞動人民的同情；《吊唁——紀念3月18日天安門廣場慘案》和《欺淩》等詩直接指向北洋軍閥的暴行。在《發現》這首詩中，詩人面對軍閥混戰、外國列強入侵、山河破碎、人民貧困的現實，感到困惑和不安。他“問青天，逼四面風”，但“不能總打聽消息”。聞壹多的這些詩歌繼承了屈原和杜甫創作中的愛國主義傳統，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社會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