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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可以口語化,還是口語詩歌可以口語化?——評沈浩波詩集《命令我沈默》。

作為當代詩人,沈浩波有很多標簽。所以很多人誤以為他在當代詩歌領域的代表性是他身上的這些標簽造成的。在我看來,很多貼在沈浩波身上的標簽,只是他寫作的壹個方面,或者某個階段的特征;而且可能很膚淺。沈浩波的詩歌寫作其實非常豐富,涉及的語言類型也非常多樣。遠遠不是“下半身”或者“口語詩”這樣的標簽所能涵蓋的。比如他能寫出具有強烈審美挑釁的詩歌,直接顛覆常規的閱讀習俗;也可以寫出寓意深刻、主題嚴肅的詩歌,與心靈的孤獨進行深度對話。真正讓我感慨的是,沈浩波的文筆在本質上與任何標簽都是矛盾的。這種矛盾恰恰反映了他詩歌創作的生命力。詩人討厭被貼標簽,但很少比被貼標簽聰明。沈浩波很有價值。作為詩人,他不僅善於警惕標簽,而且善於從這種警惕中汲取靈感,從而進壹步增強了其詩歌創作的多樣性。

沈浩波詩歌作為壹種有爭議的寫作類型,與人們對口頭詩歌的態度有關。在新詩史上,尤其是在當代詩歌的進程中,詩歌與口語的關系是我們對詩歌的閱讀反應中極具爭議的問題。貶低沈浩波的人認為他的寫作代表了口語和詩歌關系最糟糕的壹面。但在我看來,以壹個詩人與他的口語的關系來判斷他的創作,恰恰是我們對新詩概念中最糟糕的壹點。人們經常犯兩個錯誤。壹種是將口語與詩歌的豐富關系類型化,從詩歌現象上將其歸為“口語詩”,進而在文體上貶低其藝術價值。二是妖魔化口語和新詩的實際關系。用中文寫的詩似乎有壹種本質,但英語口語寫作並不能為這種所謂的詩的本質提供壹種深刻的詩意。但在我看來,在新詩和當代詩歌的實踐中,詩人對口語的運用不是類型化或程式化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我們詩歌母語的基本面貌的問題。在這方面,沈浩波的詩集《命令我沈默》至少可以給我們壹個重新審視新詩寫作中口語與詩歌關系的機會。

在過去的新詩史上,用口語寫詩的人很多,而且有相當的進步。但受制於時代和個人素養的限制,口語無論是作為詩歌資源還是作為寫作資源,基本都受到文體問題和文體意識的限制。轉而讀詩,就成了口語能否帶來足夠的詩意。換句話說,它變成了壹個欣賞的問題。縱觀沈浩波的寫作,我們可能會逐漸意識到,當代詩人對口語的運用,其實與現代詩歌寫作中的壹種根本的語言意識有關。在詩集《命令我沈默》中,沈浩波對口語的運用不僅有文體上的考慮,在我看來,更重要的特點是他對口語的運用實際上激活了口語與語言之間的身體聯系。在沈浩波之前,其他詩人或多或少都有過嘗試,但從來沒有像沈浩波那樣以高度自覺的語言態度集中精力,加強這類詩歌的實踐。從這壹點來看,沈浩波在詩歌爭議方面的寫作,會比同時代的很多詩人付出更大的代價。

另壹個與“口語”有關的誤解是,沈浩波的寫作缺乏必要的難度。事實上,絕不是這樣的。沈浩波的詩,絕非沒有難度,也不是沒有技巧。我甚至覺得沈浩波的寫作在很多方面比我更註重技術,或者說更強調詩歌的技巧。比如他的長詩《蝴蝶》的第二系列,比如他的短詩《教堂墓地》和《玲瓏寶塔》。沒有技巧,沒有深刻的技巧感,根本寫不出來。即使勉強寫,語言上也顯得喘不過氣來。所以,有時候,看到詩人說自己討厭技術,不要天真。寫詩真的不需要技巧。讀了這本郝伯的詩集,人們可能會意識到,沈浩伯的寫作中活躍著壹個大技術。他的詩,用北京話來說,就是裏面有個大活兒。換句話說,通過將口語與詩歌的關系強化為積極的語言意識,他在控制詩歌的情緒和節奏方面表現出了獨特的自信。

沈浩波善於協調詩歌中情感與節奏的語言關系。他的詩意不僅源於壹個詩人在處理詩歌主題時的情感醞釀,更源於他對詩歌節奏的高度敏感。壹般來說,在詩人對語言的組織中,詩歌的意境往往以詩人對主題的偏好,對詩歌意圖的判斷而告終。但在沈浩波的詩歌中,他捕捉到的意境,不僅僅是詩人的意境,更是壹種語言的意境。在他的許多詩歌中,語言的意境甚至在詩歌的價值上已經超越了詩人的意境,呈現出壹種獨立的審美。

口語的運用,以及與之相關的語感和節奏,只是沈浩波詩歌創作的壹個方面。另壹方面,不那麽明顯的是這類詩歌語言位置中的語言意識和詩性精神。僅僅對口語和語感之間的類型敏感,不足以使詩人的寫作呈現出詩意的氛圍。我認為,包括沙溢在內的沈浩波詩歌的成功在於更新和深化了現代漢語詩歌寫作中口語與語感的聯系。他們的寫作超越了口語,借助詩歌對口語的運用,推動了現代詩歌寫作對生活語言的追求。對於詩歌來說,口語本質上預示著對生活語言的巨大想象。另壹方面,口語在詩歌中的運用也有助於從風格層面保持詩歌語言的幹凈簡潔。在這些方面,作為詩人的沈浩波表現出了不同於其他同齡人的敏銳和驚人的才華。

《命令我沈默》以及圍繞它的閱讀和批評,或許能啟發我們思考口語與詩歌的命運關系。口語寫作不僅僅是壹種詩歌現象,還涉及到我們語言精神的重塑問題,本質上是壹個文化問題。新詩和當代詩的寫作都對口語又愛又恨。壹方面,我想從詩歌與口語的關系中尋找新的生命力、新的意識、新的視野、新的表達、新的方式、新的精神;另壹方面,害怕口語作為寫作文化的顛覆。壹旦遇到麻煩,就把口語打扮成詩歌的替罪羊,攻擊它。從詩歌史的角度來看,沈浩波的寫作或許有助於詩壇認識到中國現代詩歌與口語的關系不僅復雜,而且深刻。因為在以前的中國詩歌寫作中,口語被視為輔助性的,仿佛詩歌的口語是附加性的語言成分。事實上,口語的使用,以及與之相關的語言立場和語言意識,涉及到現代詩歌寫作的壹個核心審美價值。中國詩歌傳統上重視暗示性,所以在意象和寓意的積累上非常發達。然而,就語言的直接性而言,我們不得不說,中國詩歌寫作嚴重缺乏實踐。我們的詩歌文化也不信任語言的直接性。其實說不信任也挺好的。更嚴重的問題大概不是不信任,而是缺乏壹種文學能力,不懂得信任。我前面提到郝伯的寫作比很多同時代的詩人更有爭議,就是這個意思。

在我們詩歌領域,口語好不好詩歌很容易知道。但困難和奇怪的是,看到好的並沒有給人壹種對語言精神的信任。在沈浩波的寫作中,我們看到壹些新的東西,它不僅在風格上充分信任詩歌與口語的關系,而且在語言的精神上把這種信任深化為壹種自足的審美。所以,我們在沈浩波的筆下看到了壹種難得的放松。這種放松使他的詩看起來充滿了意象和韻律,但也表現出壹種內在的句法意識上的嚴謹。關於浩博的詩裏有壹個很大的技術,就是這個意思。詩歌寫作還有另壹個層面的大技術,那就是詩人如果沒有語言的勇氣和心中的語言氛圍,他的語言就無法呈現這樣的面貌。西方文論喜歡空談,技巧來自對題材的觀察和判斷。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妨說,沈浩波的寫作說明,對於詩歌來說,語言的技巧來自於詩人在語言上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