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大力提倡“詩教”，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禮樂教育作為提高政治、改造社會、陶冶性情的重要手段，把禮樂詩的學習作為人們道德修養的基礎。他提出，要做壹個完美的人，就要“詩有所啟發，禮有所立，樂有所樂”(泰伯)。孔子把新興的“仁”的意識註入到舊的禮樂形式中，使其具有了更具體的內涵。他說:“無情有什麽樂趣？”(巴蜀)意思是沒有仁，禮樂就失去了意義。他說，“樂韻，樂韻，鐘鼓怎麽樣？”(《陽貨》)町見孔子非常重視詩歌和音樂的道德教育功能，不贊成把文學藝術作為純粹的娛樂工具或裝飾性的裝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