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大力提倡“詩教”,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禮樂教育作為提高政治、改造社會、陶冶性情的重要手段,把禮樂詩的學習作為人們道德修養的基礎。他提出,要做壹個完美的人,就要“詩有所啟發,禮有所立,樂有所樂”(泰伯)。孔子把新興的“仁”的意識註入到舊的禮樂形式中,使其具有了更具體的內涵。他說:“無情有什麽樂趣?”(巴蜀)意思是沒有仁,禮樂就失去了意義。他說,“樂韻,樂韻,鐘鼓怎麽樣?”(《陽貨》)町見孔子非常重視詩歌和音樂的道德教育功能,不贊成把文學藝術作為純粹的娛樂工具或裝飾性的裝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