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啟真
孔子為什麽沒有成為詩人?這真的是壹個很有趣的問題。因為:
1.春秋時期,在社交場合朗誦詩歌蔚然成風。
第二,孔子非常重視詩歌的作用;
第三,孔子不僅熟讀《詩三百首》(後稱《詩經》),而且頗有研究;
第四,孔子是詩人。
春秋時期的國王、貴族乃至普通百姓,無論是在結盟、宴飲還是家庭日常生活等社交場合,都有壹個特點:喜歡引用和背誦《詩經》中的整部作品或單首詩歌,直接或間接地表達思想感情。換句話說,詩歌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當時引用和背誦《詩經》的盛行程度是驚人的。據壹些學者統計,僅《左傳》中記載的歷史人物在社交場合引用和背誦《詩經》的次數就多達150次。情況如《漢書·藝文誌》所述。當時的王公、君主、貴族醫生接待鄰國使節,見面交談。"詩歌可以說是他們野心的隱喻."據說引用和背誦詩歌的目的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聰明才智,觀察對方國家的國力興衰。在《左傳》、《國語》等史書中,確實有很多王醫生因為恰當地引用和背誦《詩經》中的作品而達到預期目的的故事。例如,被流放的晉國王子重耳在會見秦穆公時,巧妙地引用了《詩經》中的幾首作品,使秦穆公出兵幫助他恢復國家,成為晉國的君主——歷史上稱為晉文公。
孔子有壹個非常著名的關於詩歌功能的理論。即:“詩可賞,可觀,可聚,可怨。妳父親遠在天邊,妳更了解飛禽走獸和植物的名稱。”(《論語·陽貨》)。這就是文學理論家所說的孔子的詩教理論。翻譯成現代漢語,這句話的意思是“詩”可以激發人的誌向和情感,反映社會風俗的沈浮,使人更合群,表達怨恨。從近距離看,有助於服務父母;從遠處看,它有助於為君主服務,有助於人們更多地了解鳥類、動物和植物的名稱。“雖然孔子在《詩經》裏講的是詩,其實《詩經》就是詩。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壹,《詩經》中的作品既有來自宮廷貴族的頌歌、悼詞,也有來自社會底層的情歌、挽歌。可以說,它是孔子之前五六百年社會各階層創作的詩歌作品選集,不是某壹作家或某壹風格作品的選集,也不是統治者用來愚弄人民的宣傳文件匯編;第二,當時除了《詩經》沒有其他詩集。顯然,在孔子看來,詩歌無論對社會還是對個人都是很有價值的;既有藝術審美的欣賞價值,又有知識培養的教育價值。孔子在教育弟子和兒子時,曾多次強調《詩經》的作用。壹天,孔子獨自站在院子裏,孔鯉從他身邊跑過。被攔住後,問他有沒有復習《詩經》。孔鯉誠實地回答說他沒有學習。孔子告訴他:“不學好《詩經》,就不會說話。”還有壹次,孔子教導孔鯉:“壹個人如果不學好《詩經》中的周南和趙南,就等於靠墻站著,什麽也看不見,壹步也走不動。”
根據《論語》中的記載,孔子對《詩經》相當熟悉。《論語》中,孔子在與學生交談時,反復引用和背誦《詩經》中的詩句。如:《皇帝牧牧》(《巴蜀》,詩出自《詩·周松》);“不求則已,何不藏之”(子涵,詩出自《詩風大雄雉》);“誠不富,只不同”(《顏淵》,詩出自《詩瀟雅,我走我自己的路》)。其實《詩經》很可能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教材之壹。《論語》中多次記載孔子回答弟子關於《詩經》的問題。比如有壹次夏天,孔子問“巧笑,美目盼之,總以為艷麗”是什麽意思,孔子告訴他是“白為基,然後色”(《巴蜀》)。孔子也因為弟子理解正確,對《詩經》中的詩詞給予了肯定甚至贊揚。比如孔子曾對子貢說:“賜(子貢,姓端木,名賜),我可以和妳討論這首詩。如果我告訴妳壹個道理,妳就會知道其他道理。”其實孔子不僅熟讀《詩經》,而且頗有研究。孔子自己也曾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回山東,然後我就樂了,《雅》《頌》各得其所。”可見孔子對《詩經》是做了修訂工作的——以樂正詩。司馬遷說孔子刪詩,就是重新編輯《詩經》。雖然很多學者反對,但幾乎全盤否定。不過孔子學過詩經,這不是問題。
縱觀孔子的壹生,他的行為舉止,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他頗有詩人氣質,頗有詩意的語言修養:孔子辦學,上課的地點往往不是教室,而是山、水邊、樹上;本來去齊國是為了謀求仕途升遷,但壹聽到少樂,就立刻投入到學習演奏技巧中。他當上了代丞相,卻因為魯王接受了齊國女子樂隊,憤然離開魯國,踏上了周遊世界的道路。在他周遊世界的過程中,盡管有許多困難和危險,他還是被嘲笑為壹只迷路的狗。然而,他仍然享受了十多年...當然,最能體現孔子詩性氣質的還是他的抒情言論。有壹次,不知是什麽觸發了他,孔子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吃菜喝水,屈臂而枕,亦其樂也。”不義富貴對我來說就像浮雲。"(《叔兒》)有壹次站在河邊,孔子說了這樣壹句話:"逝者如斯夫!日夜不舍。“(子涵)這些話真的是非常地道的詩意語言。還有壹次,弟子們坐下來,孔子讓他們說出自己的人生理想。當曾說他的理想人生是“晚春,春裝成就,狀元五六,童子六七,浴於釋,舞於風,唱於背”時,孔子當即答應(“先進”)。也可以看出孔子和壹般詩人壹樣,喜歡爬山臨水,向往自由的生活。這和山水田園詩派的創始人陶淵明有異曲同工之妙。
以上種種,都說明孔子與詩人只隔著薄薄的壹層紙。但孔子最終沒有捅破這張薄紙,成了詩人。它的原因是什麽我不推測,我們來做如下推測:
第壹,在孔子時代,寫詩還沒有成為文人的人生事業。中國的詩歌雖然歷史悠久,但早在孔子之前就有很多優秀的詩歌流傳於世——《詩經》就是最好的例子。但詩人的名字與其詩歌作品的密切聯系始於楚人屈原(公元前340-278),比孔子(公元前551-479)晚了近200年。再者,屈原之所以成為最早的簽約詩人,很可能是因為熱愛他的楚人的口口相傳,而屈原本人無意做詩人。第壹次有意識地把詩歌作為可以永生的事業,是從漢末的曹操父子開始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蓋國家大業,乃不朽之大事。”
其次,孔子沒有當詩人的野心。孔子壹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周公等古代聖賢創立的禮樂治國思想體系恢復起來,並付諸實踐。也就是說,在孔子看來,政治理想永遠高於學術理想和文學創作理想。
第三,孔子的寫作觀有失偏頗。孔子顯然對創造性的文字創作不感興趣。他曾說自己是壹個“言而無行,忠而好古”(舒二)的人。晚年回到魯後,他研究和整理了《易》、《史》等古代文獻,遵循“言不盡意”的原則。
第四,在孔子時代,寫詩還是壹件沒有任何報酬的事情,不能作為謀生手段,也不能作為名山大業。孔子大半輩子都不是“體系”中的人物。他是自由職業者。吃飽肚子和謀生的問題始終擺在他面前,不能讓他整天推敲詩歌。當然,孔子也有揚名立萬的想法,但他的方法是廣招弟子,撰寫《春秋》等學術著作。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創作,是出於他的考慮,或者說是入不了他的法眼。
假設歷史無用卻有趣:如果孔子心血來潮成為詩人,將來可能就不是千古崇拜的聖人了。因為,詩人思想中的自由和氣質是歷代統治者非常不喜歡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