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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喜愛邊塞風情的唐代詩人越來越差?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壹個“奇怪”的朝代,盛世和末世都在打仗。

從618建立唐朝到907年王朝覆滅,幾乎每年都有戰爭,不是內部叛亂,就是與鄰國交戰。

唐朝的人有很強的“尚武”精神,性格也不像後來的文人那麽扭曲,所以以“邊塞”為題材寫詩,是這些不能上陣殺敵的文人最喜歡做的事情。

但這些邊塞詩的特點有壹些明顯的差異,初、中、後期各有不同。

從初唐到盛唐:從靖平的驕傲到建功立業的欲望,唐朝的土地是在壹系列的戰爭中建立起來的,唐駿的聲名也是通過壹場又壹場的血戰取得的。所以建國之初,唐人是極其開明的。面對那些威脅他們的勢力,他們不是在王朝建立初期蟄伏,而是主動出擊。

這壹點在面對突厥等遊牧民族時尤為明顯。

因為唐朝和六朝之間隔了壹個短命的隋朝,戰亂頻繁,所以讓人感覺離魏晉南北朝很遠。其實不然,兩者相差不到40年,所以初唐的文風是繼承了南北朝的。

南北朝的文風是出了名的弱,尤其是南朝,無論是民歌還是宮廷詩,都在說風月事。盡管文帝曾盛贊北方雄渾的文風,但楊迪卻回歸宮廷詩,吟詠“春江花月夜”的意境。

所以唐朝建立後,大部分文人還是喜歡對著風嘲諷,對著月亮作愛,這與王朝建立之初的氣象極為不符。

然而,在貞觀年間,壹位並不以詩歌聞名的朝臣寫了壹首激動人心的詩,那就是魏徵的《蜀懷楚觀》。

這首詩屬於“樂府詩”,最初是馬背上打著鼓的軍樂,並不是後來出現在格律詩中的“邊塞詩”。

中原還在爭鹿,是寫榮軒的事。不縱橫規劃,慷慨依舊。

前四句如金戈鐵馬般雄壯。有抱負的年輕人加入了軍隊,控制了邊疆,並在亂世中獲得了聲譽。這是當時初唐的邊塞風。

在那之後,我寫了關於戰爭的繁榮:

皇帝用權杖把馬趕了出去,關上了門。請帶我去南越,我將憑借我的詩去董藩。

這些詞頗有豪邁之氣,但其實是繼承了魏晉的性格,可以和曹植的白馬相提並論。

曹植寫《白馬》時,有如下文字:

羽從北來,馬爬堤。龍驅至匈奴,左顧領鮮卑。

魏徵的詩在氣勢和風格上都不輸曹植。從他們身上我們能看到的不是對邊境事端的哀嘆,而是對《京平禹》的強烈感受。

這種行為是為了什麽?這就是初唐和盛唐的區別。

魏徵講得非常清楚:

人生激情四射,名利再談。

這其實就像曹植的白馬:

舍生忘國難,忽感生死。

這種詩無疑非常適合當時的唐朝,所以文風上出現了新氣象,這是沈德潛在唐詩中的評價:

這就是浩然之氣,浩然之骨的由來,它是從唐代以前的萎靡不振,盛世繁華的習慣轉變而來的。

於是,邊塞詩流傳開來,唐朝也進入了繁盛階段。

邊塞詩在盛唐時期非常流行,成為不輸於田園和山水的壹大流派,這壹時期的詩人或多或少都有以此為題材的作品。

盛唐邊塞詩失去了以往的“無功利”精神,而轉向了壹種“建功立業”的欲望。

比如以儒雅著稱的李白,以山水著稱的王維。

王維被蘇東坡封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壹般認為他的詩是田園詩,具有禪意,故稱“詩佛”。

但有低眉的菩薩,自然也有怒目而視的金剛。“單打獨鬥千裏,赤手空拳能壓千軍萬馬”出自王維《老將軍》。

如果說王維還有壹點“家國精神”,那麽李白筆下的功利心就更重了。

李白的邊塞詩數量相對較少,但基本上都充滿了建功立業的願望,如:

我希望掛在腰間的劍,能迅速平定邊境,為國效力。當他成功地畫出林亭時,他是火瓢瑤獨有的。漢獻帝舉起寶劍,喚李將軍。勇往直前,壹戰惡魔氣息就幹凈了,這些作品有英雄氣概,但其中蘊含的更多是報國立功的渴望。

這與當時盛唐的國情有關。科舉剛剛興起,宗族逐漸衰落。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通過科舉考試,尤其是“進士”考試來獲得官職仍然非常困難。

在尚武精神的影響下,靠軍功升官成了夢想。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入軍隊,但並不妨礙文人以詩歌的形式“喊口號”。

所以這壹時期的邊塞作品被看好,似乎壹進入戰場就能所向披靡。

例如:

高適:跳田難,悠然信馬蹄鐵。岑參:已經冷卻了野蠻人首領的心,妳將不再需要壹場真正的戰鬥了!我們在西關等待勝利的消息!。王長齡:明行癡封劍,說要連夜取樓蘭。這壹時期,唐朝強大到可以無視任何對手,甚至敢於主動出擊,將威脅勢力消滅在源頭,甚至讓國內文人有了壹種豪氣。

他們把上戰場當成壹種誌向,即使他們中的很多人壹生中從未見過慘烈的戰場。

但親身經歷安史之亂後,唐人的戰爭觀發生了逆轉。

中唐到晚唐:從對戰爭的反思到對戰爭的絕望,不同於唐朝與外國勢力的爭鬥。它的家園總是和平的。安史之亂直接讓唐朝陷入半壁江山,全國壹片混亂。滿朝朱子貴的百姓都倒了,都死了,何況是掙紮在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

就是這樣壹場戰爭,讓生活在盛唐的唐人瞬間醒悟。原來這是戰爭的原貌。

由此可見,即使在安史之亂之後,中唐邊塞詩的風格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詩人不再追求政績,而主要描寫邊塞士兵的心理和對社會底層的關註。

這時,許多感情細膩的名句湧現出來,如:

李易:不知道在哪裏吹蘆笛,想壹夜之間憧憬家鄉。張繼:萬裏窮關山路。年年骨滿秋草。令狐楚:在我收完黃河之地之前,我不想回頭看我的故鄉。在這樣的壹首詩中,情感明顯由盛唐時期的發展轉向內斂,個人的功名被衛戍、仕女的悲涼所取代,甚至被用來批判“戰鬥性”,將筆鋒指向政事。

情感的變化使邊塞詩的體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相對而言,盛唐時期的歌謠體更適合宣泄個人情感,而格律詩的細致錘煉更容易打動讀者的心。

所以這壹時期更多的邊塞詩人不再去邊塞。他們只需要比較他們的心,不寫將軍和王子,只寫底層的駐軍和留守的婦女。不寫戰爭的殘酷和英雄主義,只寫人民感情的流露。

然而,這些作品中雖然有對人民生活的同情,但也保留了壹些盛唐的野心。比如賈島等人的作品裏還有骨氣,希望收復失地,復興山河。

事實上,中唐邊塞詩是對戰爭的反思。人們褪去了之前的狂熱,開始表達對上層統治者用兵的不滿。

戰爭是為了什麽?成千上萬的士兵守著邊境是為了什麽?自然是為了讓身後的家有壹種祥和的氛圍。

那麽,為什麽所謂的和平不是從戰爭中來的呢?中唐邊塞詩人的這個問題,註定是沒有答案的。

於是,時間進入晚唐以後,這些創作邊塞題材的詩人,就像中唐壹樣,厭倦了盛唐建功立業的豪情,對戰爭的認識上升到了壹個更高的層次。

晚唐邊塞詩人對戰爭有壹種絕望,這種絕望最終成為後世末年的壹種經常現象。

可憐河邊的骨頭,我還是個夢寐以求的女孩。

這樣的壹首詩,既是對戰爭的反思,也是對統治者好戰性的嘲諷,對底層軍民的悲憫。

說起晚唐的戰爭,可以說是安史之亂後,唐人又壹次經歷了戰爭。

如果說杜甫等人對安史之亂的描述是委婉的,那麽韋莊等人已經徹底撕開了“洗白”的面紗。

魏莊在描述黃巢起義時,有壹句話:

內府燒成錦繡灰燼,天街踩著官員大臣的屍骨。

這首詩出自尹,宋時已佚,留下的寥寥數語散見於其他文集。

以為這壹幕在當時可以說是達到了極致,但是隨著壹千年後在敦煌發現的這首詩的原文,人們才發現當時的社會是多麽的悲慘:

家家流血如泉,到處都是聲音。麻衣子和葛吉秘密捐出他們所有的錢,嬰兒和女孩被遺棄。.....晚上躺在壹千把重劍戟周圍,晚餐時瞎吃.....讓廚房吃木皮,黃巢在飛機上切人肉。東南方向,沒有糧食的路被切斷了,溝壑越來越平,人越來越少。第六軍靠在外面僵屍橫行,七營饑腸轆轆...

這首被稱為“人間地獄”的《福琴吟》詩,真的很符合當今戰爭中的壹些國家,更令人震驚。

在這樣的環境下,邊塞詩人對戰爭從自省轉向了深深的厭惡甚至絕望。

所以這壹時期的邊塞作品在風格上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壹致性,“哭遍千古”!

除了韋莊這樣的詩人,華堅這樣的壹些流派也表達了對戰爭的反感:

文:我的心充滿了煙霧和名聲,每年,金字傷害和離開。壹幅色彩斑斕的畫是多麽的輝煌,讓青樓淚流成血。馮雪:黃河九曲今歸漢,長城血流成河。馬岱:然而我欲慶天下,尚未有人得戰功。他們不知道如何看待這樣的社會,更不知道看到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所以無論是寫邊塞題材,還是寫其他的詩,都有壹種絕望,要麽罵,要麽逃。前者就像魯迅先生認為的“是壹個爛泥塘裏的光彩和銳利”,後者就成了王朝末世才會出現的頹廢情緒。

從“荊乃”的英雄氣概到“建功立業”的心理訴求,再到對頻繁戰爭的反思與懷疑,最後到認清戰爭本質後的“聲討與衰落”,唐代邊塞詩在寫作的同時也變了味。

這正是我所說的。文學作品來源於現實生活。正是由於社會現實的變化,國家首先建立在邊境地區,藩鎮割據在內亂中誕生。邊塞詩也隨著時代呼吸,* * *的命運呈現出不同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