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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翻譯歷史簡介

自從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開始,就有了口譯活動,而翻譯活動只是人類發明文字後相互交流的產物,所以口譯的歷史遠遠長於翻譯的歷史。然而,口譯研究壹直遠遠落後於翻譯研究,更不用說口譯的歷史研究了。就國內情況而言,據李先生統計,1996之前國內發表的翻譯文章約有2500篇,但專門研究口譯的文章不到50篇,占總數的2%,而且這些文章中沒有壹篇是專門研究口譯史的。李先生的《中國口譯史》填補了中國沒有專門口譯史的空白。近年來,關於口譯及其歷史的著作越來越多,這是壹個良好的開端,標誌著中國的口譯研究進入了壹個強勁的發展時期。國際形勢大體如此。雖然口譯研究在中國已經發展起來,但是與翻譯研究相比,口譯研究仍然很少。

聯合國是世界上有影響的國際組織。從創立開始(包括之前的籌備期),口譯員就出現了。可以說,聯合國的出色表現離不開口譯員的出色表現。沒有口譯人員,聯合國的所有工作都將癱瘓。聯合國口譯員默默奉獻了幾十年,外人卻知之甚少。聯合國翻譯史:壹部歷史。薩曼卡:薩拉曼卡大學醫學(2004年。181pp。),由Jesús Baigorri-Jalón撰寫,Anne Ban翻譯,是此類作品中的第壹部。作者把它命名為“壹部歷史”而不是“歷史”,因為他認為對它的研究仍然是有限的,不能反映整個歷史。筆者對這本書做壹個簡單的介紹,以期對國內口譯口譯行業有所借鑒。

本書分為緒論、第壹章“聯合國多語制簡史”、第二章“早年的口譯員”、第三章“第二代”、第四章“新壹代”和結語。第壹章闡述了聯合國多語言環境形成的原因。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作出的決議之壹是戰後成立聯合國。1945年4月25日舊金山會議通過了《聯合國憲章》,為實現其主要宗旨成立了六個主要委員會。根據《憲章》,聯合國的官方語言為中文、法文、俄文、英文和西班牙文(1973阿拉伯文也成為其官方語言),工作語言為英文和法文(1948西班牙文、1968俄文、1973中文和阿拉伯文也成為其工作語言)。根據《憲章》,所有官方語言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這樣就形成了聯合國的多語種環境。

第二章是關於聯合國的第壹代翻譯家。Guillermo A. Suro(波多黎各人)是舊金山會議口譯和筆譯辦公室主任。他的譯員包括羅伯特·康菲諾(法國人,國聯高級譯員,1930年生於波斯)、歐內斯特·赫迪格(瑞士人)和讓·赫伯特(壹戰和二戰期間在不同的國際組織工作,對年輕人有親和力。優秀的口譯員)、安德烈·卡明克(法語,20世紀的口譯員之壹,據說他可以口譯壹個小時而不記筆記也不出錯,他懂法語、英語、德語和西班牙語。他的父親是壹級口譯員喬治·卡明克。他的壹個兒子現在是聯合國的口譯員)、喬治·馬蒂厄(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的高級口譯員)、赫伯托·塞恩(墨西哥人)和亞歷克西斯·塔蒂舍夫(俄羅斯人),他們從事交替傳譯工作。

紐倫堡審判中使用的同聲傳譯不僅令人耳目壹新,而且大大縮短了會議時間。這對聯合國的翻譯工作影響很大。當時聯合國內部有壹場關於誰比交替傳譯好,誰比同聲傳譯差的大辯論。爭論的雙方是:支持連續傳譯的喬治·馬修和支持同聲傳譯的多斯特上校。馬修認為同聲傳譯有很多缺點,所以他拒絕同聲傳譯。多斯特認為同聲傳譯完全可以取代連續傳譯。其實反對同聲傳譯的真正原因是同聲傳譯動搖了交替傳譯在公眾場合的重要地位和形象。工作時,交替傳譯人員直接在聽眾面前“表演”,聽眾與發言人處於同樣突出的位置,而同聲傳譯則要求他們坐在小作坊裏,戴著耳機,默默無聞地工作,這就大大降低了他們的地位。多斯特組織了紐倫堡審判的同聲傳譯,知道這種方法大大節省了會議的時間和費用,覺得應該大力推廣。拒絕同聲傳譯的壹方得到許多國際譯員的支持,而同意同聲傳譯的壹方只得到紐倫堡審判中少數譯員的支持。由於紐倫堡審判尚未結束,多斯特只能帶三名口譯員到聯合國做這項工作。但是,即使所有的同聲傳譯人員都帶來了,也不足以應付聯合國的同聲傳譯任務。於是他不得不挑選壹批有潛力的人員,用新方法培訓兩三個月,然後進入實際工作。當時的選拔標準還不是很明確,理想的人選當然是那些因為某種原因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幾種語言的人。第壹批學員包括Jeannette Streit、Mary Harin Jaquith和Nina Rubinstein(當時找不到合適的中文翻譯)。經過測試,同聲傳譯的優勢充分顯現出來,因為開壹個會議,連續傳譯需要三個小時,同聲傳譯只需要壹個小時二十分鐘。

盡管如此,雙方仍在糾結。聯合國最終決定將交替傳譯和同聲傳譯合並為壹個部門。作為妥協,喬治·羅比諾維奇(Georges Robinovitch)是口譯部主任(他的俄羅斯父親出生在德國,在俄羅斯和瑞士長大,懂俄語、德語、法語和英語)。雖然這兩種口譯方法都在使用,但同聲傳譯的數量顯著增加。因此,喬治·羅比諾維奇決定平衡他們之間的關系。經過壹段時間的磨合,80%的譯員具備了連續口譯和同聲傳譯的資格。這種轉變是在實踐中進行的。

當時的口譯員都被戴上了神奇的面紗,因為人們認為口譯員是極有才華的人,這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人們對口譯的翻譯過程機制缺乏了解,這進壹步強化了口譯員的神奇色彩。

第三章論述了從1960到1980這二十年間的第二代聯合國翻譯。這個時期是推動會議翻譯成為壹種職業的關鍵時期。這壹時期進入聯合國的譯員並不像老譯員那樣具有偶然性(因為特殊環境形成的多語背景)。他們專門學習語言,並接受特殊學校的訓練。這壹章還講述了1974因工作條件差導致的口譯員罷工事件,也從壹個側面證明了口譯已經走下了神奇的神壇,成為了壹個固定的職業。

在此期間,羅比諾維奇任主任時,聯合國總部的口譯總人數為64人,霍格任主任時為50人,梅克辛任主任時為60人,克萊布米克任主任時為90人。其中,從1970到1980,增幅較大,原因有二:壹是翻譯的工作量增加,尤其是中國翻譯家工作坊的人數(1972 1,1973 65438) 1975,2 1人),二是654338大罷工後當時進入聯合國的同聲傳譯人員都很年輕,而年齡較大的口譯人員(多為連續口譯人員)要麽到了退休年齡,要麽已經在其他部門工作,因此出現了口譯人員的空缺。在此期間,補充翻譯是伊迪絲·馬切雷斯(法國)、哈維爾·拉臘茲(西班牙)、保羅·加勒(阿根廷)、大衛·麥克雷(英國)和斯蒂芬·珀爾(英國)。他們自願進入這壹行業是因為其他原因,或者是因為他們在學校學習了語言課程。有趣的是,出於對冷戰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擔憂,英國軍隊加強了對士兵的“敵人語言”。珀爾、麥克雷和v .平奇斯在服役期間就是這樣學習俄語的。

在此期間,選擇口譯員的程序需要考試和其他要求。考試要求是:能夠準確說出自己的母語(如法語),並完全理解另外兩種以上的語言(如英語和西班牙語);測試的內容是通過戴在考生頭上的耳機播放聯合國會議代表就復雜議題所作發言的六段錄音(如三段英文、三段西班牙文),要求考生將所聽內容即時翻譯成母語(如法文),並記錄下譯者的聲音,以便與原文進行對比。其他要求還包括:記憶力優秀,註意力高度集中,良好的教育背景,廣泛的政治、經濟、歷史知識。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了專門學校培養的翻譯家。壹般來說,早期的口譯員不是由專門的學校培養出來的,但也有例外,如在紐倫堡當口譯員的瑪麗·弗朗絲·斯昆克,以及第壹次進入聯合國當口譯員的艾琳·蘭德裏就是在日內瓦學校學習的。伊迪絲。馬切雷斯後來加入聯合國擔任口譯員,她在高等商業學校學習了口譯課程。這些學校的創始人和導師都是來自國聯、紐倫堡和戰後時期的翻譯。比如Antoine Velleman在1941創辦了日內瓦學校。多斯特離開聯合國後,極大地推動了喬治敦學派的口譯研究。這些學校的畢業生進入聯合國的速度很慢,包括畢業於喬治敦學校的阿根廷人西爾維亞·波爾齊奧和古巴人埃萊娜·霍華德,畢業於日內瓦學校的哥倫比亞人諾拉·韋斯和畢業於倫敦理工學院的索科羅·博特羅。

隨著會議數量的增加和更多機構對口譯員的需求,聯合國設立了壹個口譯員培訓項目,由戈麥斯·德席爾瓦負責。其目的是將從未當過口譯員的翻譯、教師和學校畢業生培養成真正的口譯員。這時候的選拔標準和過去不壹樣了,要選拔壹些有專業和語言背景的人。該項目取得了顯著成效。

在此期間,值得壹提的是,莫斯科學院為聯合國培訓了翻譯。冷戰時期西方與蘇聯的關系以意識形態沖突為特征,美國對蘇聯的反應極為敏感。俄語作為國際交流語言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強調。但是,聯合國很難通過正規渠道(大學畢業生、公務員和自由職業者)招聘到合適的人選來替代老壹輩口譯員,而蘇聯也認為本國國民應該擔任口譯員,以確保其對國家的忠誠。就這樣,聯合國與莫斯科語言學院合作培養翻譯人才的項目在1962年春天正式實施。學院每年培養5至7名同聲傳譯人員(從俄羅斯到外國、從外國到俄羅斯的雙向翻譯),到聯合國下屬各種部門工作。其效果非常好,原因有二:壹是錄取要求高,選拔程序嚴格,錄取比例為1%;第二,10個月的培訓完全以聯合國文獻為基礎,培訓過程還包括壹些口譯基礎課程。伊戈爾·科爾奇洛夫(Igor Korchilov)是學校培養的、在聯合國工作的翻譯之壹。

這壹時期最值得關註的是1974的口譯員罷工。早期進入聯合國的口譯員的工作條件很差:設備簡陋,口譯員幾乎不能離開車間。即使會議時間再長,他們也要從頭到尾堅持下去,沒有替補翻譯。但他們從未抱怨過,也許是因為他們剛從戰爭中走出來,想為聯合國的建立做點貢獻。然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進入聯合國的口譯人員,與早期的口譯人員有著不同的經歷。他們面對的是壹個嚴肅的職業生涯和壹個官僚腐敗的聯合國。在學校接受嚴格的語言和翻譯訓練後,他們進入聯合國工作。因此,他們要求更高的工作條件,他們的職業意識促使他們在1974舉行了他們的前輩做夢也想不到的罷工。罷工原因:1)同聲傳譯是主要的口譯方式;2)專業會議增多,工作量加大,會議時間有時很長(1960,有時大會會期五、六甚至八小時;1967中東戰爭期間,在安理會的會議上,壹個口譯員的周工作量竟然達到了96個小時);3)車間光線昏暗,不通風;4)有些口譯員覺得自己完全成了隱形人,成了聲音。兩份醫學報告(1957和1969)都認為口譯員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工作量過大,士氣低落,會影響工作質量。這次罷工是口譯員從“魔術”走向“職業”的裏程碑。這次罷工不是為了工資,而是為了改善工作條件。罷工(1)促使聯合國規定具體的工作環境,規定每周開會七次,每次會議不超過三小時;2)建立了新的專業協會,以確保他們的工作條件,並制作了專門的學校和出版物,使他們在與國際組織無關的市場上更有吸引力。

第四章討論新壹代譯者,即從1980到1990的譯者。紐約聯合國總部的口譯員總數從65,438+0980年的965,438+0增加到65,438+0998年的65,438+05,因為阿拉伯語成為聯合國的工作語言。我們現在來觀察壹下口譯人數從1980到1998的變化:漢語從21減少到20,英語保持原來的20,法語從18增加到19,俄語從15增加到17。阿拉伯語從0增加到17。這裏需要註意的是,聯合國口譯員的數量呈女性化趨勢,女性口譯員從1951的21%增加到1960和1970的36%和35%,達到1980。高達69%在1998中,口譯職業女性化的原因可能是:1)更多的女性離家,參加學歷培訓的男女比例逐漸趨於平衡;2)這個職業對女性有吸引力,因為女性更適合學習文科和特定語言;3)社會地位的下降也讓壹些男性不願意從事這份工作。

在此期間,約60%的口譯員畢業於口譯和筆譯學校,成為聯合國口譯員的主要來源:65,438+000%的俄語口譯員、45%的英語筆譯員、68%的法語筆譯員、65%的中文筆譯員、60%的阿拉伯語筆譯員和57%的西班牙語筆譯員。這裏,我們應該特別提到聯合國與北京外國語大學合作培訓聯合國翻譯的項目。新中國的代表在聯合國發言,不是像過去的老代表那樣用英語,而是用漢語。壹方面聯合國很難找到合適的懂當代中國表達習慣的譯員,另壹方面中國政府又要保證譯員對國家的忠誠度,所以在5月1979簽了項目。本項目主要培訓同聲傳譯(同聲傳譯1440小時,連續傳譯360小時),兼顧視譯。在12班培訓了200名翻譯後,項目暫停。這期間有很多培養翻譯的國際學校。其中包括莫斯科和北京學院、日內瓦筆譯和口譯學院、倫敦理工學院、華盛頓特區的喬治敦學院、阿爾孫大學、巴黎口譯和筆譯學院、墨西哥城高級口譯和筆譯學院、巴黎高級口譯和筆譯學院(ISIT)、英國巴斯學院、比利時蒙斯和馬德裏克魯尼中心大學。

壹般學校的入學要求是:有大專文憑,參加入學語言考試。學校老師或主管都是口譯,同時訓練同聲傳譯和連續傳譯(雖然連續傳譯很少用),模擬真實場地進行實戰演練。這類學校的教學效果沒有研究過。

在此期間,聯合國選拔口譯員(以英語口譯員為例)的要求是:精通英語和法語,以及俄語和西班牙語。至於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壹般要求有英語授課的學校文憑或官方口譯筆譯學校的文憑。選拔考試分為兩部分:1)考生同時將四段法語錄音翻譯成英語(每段5至10分鐘),同時將四段俄語或西班牙語錄音翻譯成英語(每段5至10分鐘);2)面試,即由壹個專門委員會對應聘者的總體興趣、性格、工作經歷、對聯合國和現狀的了解、是否能適應在聯合國部門工作、是否能適應英語職場的工作條件,尤其是團隊工作能力進行評估。

現在人們不再認為口譯員是奇怪的人,而是認為他們和普通人壹樣,只要素質高,經過專門培訓就可以就業。他們是人,不是機器,會不知所措。

這裏我們也談談自由譯者。仍然不可能查出他們的確切人數。聘用自由翻譯壹般取決於兩個因素:特定時間的工作量和會議費用。壹般來說,紐約聯合國總部有足夠的口譯員,只有在大會開會時才會聘用自由職業者,而日內瓦的口譯員較少,所以往往聘用自由職業者。壹些聯合國部門沒有口譯員,他們完全依賴外部雇用。在1960至1980期間,聯合國的成員急劇增加,其預算也大幅度增加。20世紀90年代會議的增加也刺激了這個行業。這與聯合國今天有限的預算形成鮮明對比。自由翻譯的工作條件和福利應按照AIIC的規定辦理。然而,近年來,聯合國削減了預算,這迫使自由譯者接受更嚴格的條件。Monique Fong Wu 1951偶然入行,1965在聯合國做自由譯員。現在她已經70多歲了,有時還在聯合國工作。她的經歷說明了這個職業的不穩定性。而且,只為聯合國工作的自由翻譯幾乎入不敷出,必須有另壹份工作保障。

英語是聯合國的唯壹官方語言,壹些專門會議和大會的工作語言是英語。中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俄文只供代表在正式會議上使用。但是英語也面臨著挑戰,純正英語受到地域英語的沖擊。有時候譯者會發現,聽到的英語不僅取決於語言技巧,還取決於猜測技巧。

目前聯合國大部分的口譯工作都是同聲傳譯,除了中文和阿拉伯語,壹般都是翻譯成本國語言,而且是雙向的。從每個口譯員車間的人數可以看出他工作量的大小: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俄語兩個人,漢語和阿拉伯語三個人。

目前,世界局勢的主流已經從沖突走向對話。雖然會議很多,成員國也很多,但辯論都是分組進行的(比如壹個區域組織),以減少會議時間。雖然現在的口譯員有固定的時間表,工作時可以每半小時輪換壹次,但也面臨著以下問題:1)由於會議時間的壓縮,發言者語速加快,2)專業會議的術語,因為壹個人不可能理解所有專業。外行覺得自己的工作很舒服,工作環境也不錯,但其中的艱辛只有內行才知道。此外,這個職業還面臨著信息技術帶來的挑戰:遠程口譯和機器翻譯。雖然機器翻譯可以在壹定程度上做壹些翻譯工作,減輕翻譯人員的負擔,但它不能取代翻譯人員的工作。但是翻譯人員要學會利用各種新技術,讓機器成為翻譯人員的好幫手。遠程口譯還處於起步階段,不成熟。但既然同聲傳譯在時間上能打敗連續傳譯,那麽遠程口譯在空間上也會打敗同聲傳譯。因此,我們認為翻譯工作者應該與時俱進,努力學習,刻苦鉆研,爭取早日掌握這項技能;翻譯學校也要配備相應的設施,進行相應的培訓,保證自己培養的翻譯是全天候的。然而,無論技術多麽先進,口譯這壹人類最古老的第二職業將基本保持不變,並將永遠充當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中介。

《聯合國口譯員史》是作者見到的第壹部關於口譯和國外口譯人員的專著。我感覺到它在翻譯界的分量,所以在這裏簡單介紹壹下,希望能對我國口譯和口譯的提高和發展起到壹定的參考作用。在本文的最後,我最想喊的口號是:翻譯依然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