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又名左書、分書、八分,流行於漢代,故又稱韓立。它由圓篆的筆演變為方折的筆畫,字形由細長變為扁平,上下收緊,左右舒展,由緩變短,呈現出活潑多樣的氣息,給書寫者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隸書分為秦隸書和隸書。秦隸書指戰國、秦朝至西漢初年的隸書,又稱。關於古李的起源,眾說紛紜。根據目前所發現的資料,李芹生於戰國時期。從戰國二年(公元前309年)四川青川縣出土的“木牘”上的早期隸書跡象來看,大篆繁冗的筆畫受損,字的形狀由長方形變為方形或扁方形。雖然其結構仍有篆書的味道,但隸書的雛形已經出現。到戰國末期,這種原型隸書已經被廣泛使用。從秦五十壹年(公元前256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牘圖來看,這種類似篆書、隸書的字體,逐漸體現出字體的簡潔明了和線條的活潑規範。在大量出土的戰國至秦代的木簡、竹簡、帛書中,可以看到篆書到隸書的漫長過程。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壹中國後,采取了壹系列新的措施來促進統治,其中之壹就是蜀。秦丞相李斯與戰國隸書趙高整理統壹,即小篆。《小篆》與以往的劇本相比,在臺詞、結構、字體等方面都前進了壹大步。,但在書寫的方法上還是長圈,還是沒有完全擺脫象形的意思,所以書寫速度慢。當時監獄眾多,軍政文書與公文往來頻繁,往往需要大量抄寫公文,這就使得當時的社會迫切需要改革書寫制度。隸書作為壹種方便的書寫方式,在下層社會中廣泛流行。魏衡《四體書法》說:“自秦用篆書以來,奏事甚多,篆書難成,即使請人寫書,謂之隸書。抄寫員也是印章的獲得者。”這就是證據。暫且不去研究誰是隸書的發明者,因為壹種字體的產生,絕不是個人所能創造的,也不是壹個時期就能完成的。它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現實的需要而逐漸形成的。
從漢字幾千年的發展史來看,如果把象形文字到秦小篆歸為古文字,那麽我們把壹直沿用到今天的隸書、楷書歸為現代文字。因此,隸書繼承了篆書的規則,開啟了楷書的基礎,在漢字和書法發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無論從實用性還是藝術性來說,都是壹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是漢字演變過程中的壹次重大變革。因為西漢初年的制度繼承了秦制,書寫也不例外,所以西漢初年的隸書和秦代的隸書沒有太大的區別。它既具有秦代書法的特點,又為東漢隸書的形成奠定了工廠基礎,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從長沙馬王堆帛書(圖2)和西漢居延竹簡(圖3)分析,筆畫已經簡化,篆書風味也有所降低,字體趨於平衡,而筆畫頓挫,線條起伏,結構縱橫的情況比秦代隸書更明顯。相對而言,它透露出了書寫者的天真和質樸,但書法技巧還不夠成熟,所以不是經典的隸書。
從西漢中期到東漢,隸書逐漸走向完善,特別是東漢時期,由於統治階級采取了壹些比較明智的政策,整個社會經濟繁榮,文化藝術也繁榮起來,出現了大量技藝精湛、風格鮮明的優秀碑刻,隸書發展成為壹種正式的、藝術的、極具審美價值的文體。
我們通常所說的韓立,主要是指東漢時期碑上的隸書。他們的特點是筆法更為豐富,點畫的音高呼應,筆法的起伏,筆觸的曲折,蠶頭、鵝尾、結構的重濁、輕清、高低不平,令人嘆為觀止。風格多樣,法度完備,或健、或帥、或別致、或典雅、或古樸、或嚴謹,如璀璨的繁星,達到了藝術的巔峰。東漢時期的碑刻,如《義英碑》、《石門頌》(圖4)、《禮記碑》(圖5)、《夫子廟碑》(圖6)、《華山碑》(圖7)、《漢》(圖8)、《曹全碑》(圖9)、《張遷碑》(圖10)。
魏晉以後,書法主要以草書、行書、楷書的形成、發展和成熟為基礎。很多書法家主要把精力花在楷書、行書、草書上,但隸書並沒有被拋棄。此時,隸書逐漸與楷書混合,失去了韓立的古樸與精致,趨於工整,筆畫數以千計。清代,隸書在碑學復興的浪潮中得到復興和發展,出現了許多書法家,成就斐然,形成了隸書藝術的第二個高峰,如鄭()(圖11)、金農(圖12)、桂馥(圖12)、鄧(圖14)、易炳壽(圖15)、趙(圖16)、何紹(圖17)。特別是鄭等人,他們率先倡導、學習和繼承漢碑,並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成為清代書法藝術的主流和熱點之壹。特別是近百年來,中國考古工作者發掘出大量春秋戰國至漢代的木簡、竹簡、帛書真跡書法作品,使我們有幸目睹了古代的筆法,為研究古代法度、學習古代書法技法提供了第壹手資料。
我們要從隸書學書法,以端莊嚴整的韓立碑刻為範本學隸書,打牢基礎,然後穩步發展。如果從小學開始,漢簡就容易浮滑,而從開始,就只有形沒有神,更不用說現代抄書作為範本,只會誤入歧途。如果要找壹條學習隸書的捷徑,這條捷徑就是從漢碑開始。只有腳踏實地的學習,寫廠子隸書,追溯大小篆和甲骨文,追溯鄭、邢、草書,才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