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雜劇家 呂天成 評《牡丹亭》：“驚心動魄，且巧妙叠出，無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牡丹亭》作為明代傳奇發展最高峰的標誌，除了本身的文學魅力之外，詞曲間還隱含著更多內容——湯顯祖對時代的批判、對女性的認知、對人本身的重視、對至情的宣揚……《牡丹亭》雖已穿梭百年，其光芒卻依然不減，就其歷時性傳播及當代意義的分析的必要性凸顯出來，或許可為文學經典的傳播提供借鑒意義。在本讀書報告中，我將從四個角度分析、總結讀《牡丹亭》後的感受。
中國古代婚戀觀
“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誠為虛度青春。”此句可知，杜麗娘此時已十六歲，到了及笄之年，卻並未舉行“加笄”的成年禮，因為明代女子許嫁後才可舉行笄禮。從古代民俗學角度而言，加笄意味著親長對少女的監護結束，少女的婚戀權力被大眾認可，且像杜麗娘般官宦人家的女子，出嫁前必須舉行成人禮，否則不得成婚。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發現麗娘的唱詞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年齡（第十出《驚夢》、第十四出《寫真》、第二十八出《幽媾》）。所以杜麗娘在唱詞中反復強調自己的年齡，是為了為自己“早成佳配”尋得合法依據。
不得不說，宋元明清時期，女子早婚早嫁已是社會普遍現象。明末清初學者張履祥說：“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婚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由此可見女子早婚是明清民間普遍的習俗，曾經“女子二十而嫁”的理論逐漸站不住腳，與時俱進為“通變從時”，麗娘之呼聲也有了現實基礎和理論依據。
但麗娘的父親杜寶卻不承認女兒已經情竇初開，斷然否定並予以駁斥。“老看甚脈息？若早有了人家，敢沒這病。外咳！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兒點點年紀，知道個什麽呢？”（出自《牡丹亭》第十六出《詰病》）杜寶用記錄先秦禮制《禮記》中的規範來教育當代女子，不願女兒早早出嫁，與他根深蒂固的門第觀念有關——他決心要把女兒培養成“名門壹例”，以確保來日“父母光輝”，光宗耀祖。
對婚嫁時間持不同意見的實質在於女子無婚姻自主權，女性地位的低下。女性並不是壹個獨立的個體，而是壹顆棋子。個人的意誌情感並不重要，價值在於對整個布局的作用。女性自己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擁有選擇的權力，只得聽從安排，委屈意誌。《禮記·祭法》有言：“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淒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這種說法所服務的，正是以“尊祖敬宗”為支柱的宗法制度。雖也承認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但絕不主張個性的發揮，而是強調必須垂範以節，克之制之，服從家國利益；婚姻文化中，則須導之以孝祖，終之以治國，也就是“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探究明朝女性的地位，便不得不提對明代女性貞節的要求，在宋明理學、三綱五常的思想迫害下，她們被要求貞潔高於生命，人格遭受了嚴重壓抑。據董家遵先生統計，明代守誌的節婦有27141人，是歷代節婦綜合的45倍；殉身的烈女有8688人，是歷代烈女總和的14倍，可見明朝女子被壓抑折磨到了何種地步。
已多次明示麗娘年齡，為何又提起及笄？固然非作者閑筆帶過——而是為了以合理的婚俗反抗殘忍的禮教，強調人欲，對抗封建統治下對女性的壓制。湯顯祖在《牡丹亭》裏涉及到的關於女性的社會問題，體現了他對女性獨立人格和人生價值的認識、對實現正當欲望的渴求與期盼，肯定了人的尊嚴和價值。
湯顯祖的至情觀
五代詞人韋莊的《謁金門》壹詞下，湯顯祖也評價道：“情不知所起，壹往而深。‘閑抱琵琶尋舊曲’，直是無聊之思。”提起牡丹亭，最有名的還是《牡丹亭記題詞》中的這段話“情不知所起，壹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這壹句作為凝練的主旨句，將湯顯祖的至情思想從整體分為三個階段：情起（“情不知所起”）-情深（“壹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情至（“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情不知所起”，湯顯祖是否真的不知情從何起嗎？實際上，麗娘的情起並非偶然，而是有壹個縝密的過程：花鳥逗引、詩經感化、對鏡自憐、遊園慕春。《禮記·樂記》中有言：“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強調外在環境對主體的影響和幹擾。分析這壹過程可發現，湯顯祖呼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物感說”。只是他在此基礎上將物的範圍擴大，延伸到客觀教化上來，具體而言，則是麗娘的閨房視野。
“情不知所起”，是湯顯祖“至情”思想的壹部分。《牡丹亭》通過麗娘與柳生之間縈繞在生死虛實中仍無法斷絕的愛情，完整的展現了湯顯祖的“至情觀”。情，人人皆有，貫穿在所有的文學作品中；而至情，是有情的最高境界。宣揚純粹的真情，由湯顯祖在《牡丹亭》的詠嘆中獨家演繹，作出闡釋。至情觀不僅貫穿著湯顯祖整體的藝術思想，更是在明末清初與作為官方思想指南的程朱理學針鋒相對，反對“存天理，滅人欲”，肯定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提倡湯顯祖本人所堅信的“情”與“真”。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至情所在，即使《牡丹亭》誕生於明萬歷二十六年，但仍能在今天讓我們仍流連於文字之中，引起我們情感的***鳴。
自我意識覺醒
明代戲曲理論批評家 沈德符 《顧曲雜言》中評道：“《牡丹亭夢》壹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另壹部著作《西廂記》中，崔鶯鶯由於性格之故，在追求愛情的道路上不會不顧壹切，她深知自身力量有限，難以與外部勢力抗衡，因此，崔鶯鶯的“情”主要靠外力推動，為兩人的感情發展掃除障礙。而與西廂記中崔張愛情靠外力推動不同，杜麗娘之情由內而外生發，在追求情的過程中是主動的——這便是杜麗娘自我意識覺醒的象征。
杜麗娘自我意識的覺醒離不開內外兩方面的推動力。分析外因，自然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湯顯祖所在的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沖擊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新經濟形態的出現為思想革新做好了鋪墊。杜麗娘之父是固執封建家長的代表，以自己夫人甄氏為範管教女兒，情腐儒陳最良為麗娘講書，麗娘被強行灌輸各種“聞見道理”。而陳最良的第壹課《詩經》首篇《關雎》，沒有授以封建婦德的堅定信仰，反而觸發了少女對情愛的渴望。在宋明理學的蒙蔽之下，有壓迫就必然有反抗，以李贄為代表的針砭時弊的思想家湧現，肯定人的正當欲望，反對封建理學對人思想的封鎖與控制，助推當時的社會前進，為緊閉的思想空間打開窗口。湯顯祖在《光霽亭草敘》中說：“童子之心，虛明可化。乃實以俗師之講說。壹入其中，不可復出。使人不見泠泠之適，不聽純純之音。”湯顯祖受李贄影響較大，其中的“俗師之講說”和“薄士之制義”就是李贄所提出的“聞見道理”的具體化，批判後儒的經學說教。可見當時理學之高壓，思想之禁錮。湯顯祖壹生仕途不順，滿腔熱情考取功名卻被官場的陰暗打退，無法實現個人價值。在李贄等人思想的影響下，他的思想中包含許多與時代格格不入的激進成分。湯顯祖將其註入杜麗娘的形象之中，貫穿在封建禮教對壹個鮮活生命的摧殘裏。美好的夢境與殘酷的現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苦悶而仿徨的花季少女生命力噴薄而出，喚起對自我價值的關註與認知。
分析內因，壹方面是戲劇中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另壹方面是《牡丹亭》隱含的哲學思考：探尋人為什麽而活。《牡丹亭》與《西廂記》相比，悲劇色彩就更加明顯。杜麗娘遊園美景時聯想到自己的人生境遇便發出哀嘆，現實中的強烈的失落感最終在夢裏得到彌補。僅觀戲劇情節本身，杜麗娘跨越生死幾經波折所渴求追尋的也許只是柳郎，只是愛情，但其實並非如此——還有她壹直被忽視禁錮的青春，以及生的意義。她的痛苦和失落表面上源於青春的渴望，深層來看，她的苦痛和失落則是源於這壹哲學問題，源於作為人，壹個獨立個體的自省——自我意識的覺醒。思索人存在的價值，重視人本身，與文藝復興時期之後西方文藝作品以“人”為中心的精神主旨更為貼近，這也是我國戲劇影視未來需要持續著力發展的方向。
《牡丹亭》的歷時性傳播及當代意義
湯顯祖曾言：“吾壹生四夢，得意處唯在《牡丹》。”自我評價說服力不強？明末文人張岱在《嫏嬛文集》中贊道：“靈奇高妙，已到極處。”傳至清代，著名文人李漁更是稱其“膾炙人口”“意深詞淺”。《牡丹亭》以其獨特的價值流傳至今，除了其原本的劇本外，還出現了各種改本、評本、戲曲、影視等表現形式。
明清時代，《牡丹亭》的文本傳播集中於評點本、改編本以及其對明清時期其他文學作品的影響。評點本中較為突出的是三婦評本。不僅印證了牡丹亭壹直盛傳與閨閣女子間，還是古代女性涉足詩詞、戲劇評論的鳳毛麟角。改編本眾多的原因在於牡丹亭由於作品自身的限制，搬上舞臺無法完全按照原本演出，基於舞臺表演的要求、條件，對其詞曲、結構進行了壹定改動。上述都是牡丹亭在古代的直接傳播行為。牡丹亭以其獨特的魅力對明清的許多戲曲、小說作品產生了壹定的影響。據不完全統計，受其影響的明清傳奇多達七十余本，再次提及或引用其中語句的小說話本更是不勝枚舉。連文學巨制《紅樓夢》也多次提及（第二十三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中黛玉側耳細聽牡丹亭）。由於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的限制，明清時期的牡丹亭主要以文本傳播為主，明代亦有昆曲演出和清唱，清代戲曲表演折子戲盛行。
近代，《牡丹亭》成為昆曲的代表曲目，以舞臺演出的傳播形式為主。現代，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傳播媒介不斷更新，經典的昆曲形式也重新整排編演，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走出國門，電影、電視劇的表現形式也使人們燃起對這部經典著作的興趣——《牡丹亭》在新時代煥發著自己的活力與生機。
從最初的文本傳播和戲曲傳播，發展到後來現代的影視傳播及更豐富直觀的舞臺表現形式，《牡丹亭》的傳播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加之作品本身的思想深度、藝術魅力以及在歷時性傳播過程中所積累的新內涵，使得經典本身穿越百年，依舊能被不同年齡、不同愛好的受眾接受，而未失傳。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牡丹亭》歷時性傳播的當代意義，應在堅守經典文本的文學、詩學價值，理解作品涵義的基礎之上，采用多元化方式傳播文學經典，與時代特點、熱點相融合，不消解其本意的前提下創新演繹方式、利用方式，保持作品的生命力與活力。
文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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