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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道壹尼的哲學性思考? 淺析《桃花扇》的悲劇色彩

中國古代悲喜劇戲劇是中國戲劇文化的結晶,最能代表中國戲曲文化精神,甚至能夠折射出時代的價值取向。《桃花扇》是壹部傑出的悲喜劇,在中國戲曲史上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和崇高的歷史地位。國學大師王國維曾言:“吾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由此可見《桃花扇》的影響力。

《桃花扇》的作者是孔尚任。作者歷時十年有余,三易其稿才順利完成。正如孔尚任所說:“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作者將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愛情故事同國家的興旺有機的結合在壹起。所謂“離合”是指侯李二人愛情的悲歡離合,所謂“興亡”意在南明政權從建立到滅亡的整個過程。它在壹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歷史劇的局限,打破了才子佳人的大團圓結局,男女之情、忠孝之義、興亡之感、家國之恨都得到哲理性的升華。由此,它不再單純的是壹部展現亡國之痛的歷史劇,而更應該充當啟迪我們進行哲學性思考的素材。談及《桃花扇》避免不了的便是侯李結局的思考。下面我們主要從侯李結局入手,分析其悲劇色彩。

壹、文以載道

《桃花扇》具有高度的寫實性,標榜“實事實人,有憑有據。”孔尚任是以寫史的心態進行《桃花扇》創作的,劇中真實的角色足足有29個。然而,藝術總歸是藝術,藝術本身天然地具有壹種主觀性的判斷。劇作家在創作的同時,難免摻雜著個人的情趣愛好,喜歡的人物加以盛贊,討厭的人物鄙夷萬千,因此歷史劇人物大都有著臉譜化的形象特征。例如劇中的史可法幾乎就是壹個完美人物,而真實的歷史卻並非如此。歷史記載中,侯方域最終選擇投靠清廷,並非出家入道。“詩人的職責顯然不在於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於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率可能發生的事。”亞裏士多德認為歷史寫出來的只是個別的已然事件,並不能看到其必然性,只有經過加工再創造,才更具也有普遍性,更能展現其藝術意義。從詩歌到戲劇,藝術的原理都是相通的。《桃花扇》描述的歷史是經過修飾的,是個人精神與社會歷史的總和,因此更能反映社會需求。孔尚任選擇以侯李入道結局。蘇昆生壹曲《哀江南》極盡哀婉、悲涼:“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壹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這壹套哀歌更能稱得上是對南明王朝的挽歌,以哀歌的形式表達對封建社會內憂外困的無奈之感。

二、書生多議論

復社文人是進步的象征,更是朋黨之爭的挑事者。細察《桃花扇》,妳便會發現,東林黨總是壹副“正人君子”的姿態,捍衛維護自己正統的地位,全然沒有大局觀。復社文人寫“留都防亂揭貼”、公討阮大鋮之罪等壹系列都埋下了南朝朋黨之根,間接導致國家內憂外困。試想阮大鋮之奸詐,誰人過錯?恐怕東林黨逃不了幹系。“那時權飛烈焰,用著他當道豺狼,今日勢敗寒灰,剩了俺枯林梟鳥。” 阮大鋮壹步錯步步錯,他後悔當初選擇成為魏黨,壹心想要改正,結交復社文人,這才有了那二百兩的梳攏之資。人非聖賢,熟能無過!可是,誰知香君壹句:“官人自處何等”打破了阮大鋮的美夢。書生多議論,朋黨之論已然根生蒂固,不可去除。侯方域雖發出:“就便真是魏黨,悔過來歸,亦不可絕之太甚。”的仗義之言,可也抵禦不了旁人短長。這尚且還是個人恩怨,尚可理解;若書生在國家安危面前意氣用事,不可原諒。侯方域看出了四鎮的矛盾,卻全無對策。高傑不聽從他的意見,他便意氣用事,憤然離去,導致許定國賺殺高傑後降清。壹介書生只顧個人意氣,辜負了史可法的信任,辜負了國家的重托。說實在的,復社文人其實活在了“名”的夢裏,活在了別人的嘴裏。

三、香君真豪傑

在那個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中,女子的社會地位極其低下。《儀禮·喪服·子夏傳》:“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這是封建禮教束縛婦女的道德標準之壹,女子在正常的婚姻生活中尚且處於從屬地位,更何況是淪落風塵的李香君,然而作者卻在李香君身上寄寓了高度認可和熱情謳歌。孔尚任在李香君身上傾註了大量的心血,尤在《卻奩》、《拒媒》、《罵筵》謳歌了她那堅定不移的民族氣節。作為女性,她將自己的命運寄托在“男人”的身上,始終充當著“賢內助”的角色,例如在《卻奩》章節偏僻如裏地向侯方域陳述了接受阮大鋮贈送“梳攏”之資的個中厲害。只換得侯方域:“真乃侯生畏友”的節節贊嘆。當美好的愛情被破壞之後,不同於軟弱無力的男主人公,李香君身上不僅有著對愛情的堅貞,更凸顯了壹股英雄的氣概。作為文人理想化身的李香君,在《拒媒》中堅守貞潔,拒絕利誘,血濺桃花扇。魯迅先生有言:“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壹個人的情緒需要宣泄,而經歷《拒媒》之後的李香君的情緒已然達到了頂峰,她迫切需要壹個宣泄的契機。她懷揣著“壯士壹去兮,不復還”的決心慨然赴宴,用痛罵的方式來書寫她的性格與氣節,赤裸裸地控訴奸邪佞臣。實乃真豪傑也!香君以女子之身,做男子之事,只是身份的局限,以生命為賭註來博求壹種無法改變的改變。所謂國家棟梁大都沈迷在朋黨之爭的權利遊戲裏,壹介秦淮名妓身上洋溢著傳統儒家所宣揚的浩然正氣,不是赤裸裸的諷刺,不也是壹種社會悲劇嗎?

四、身世浮沈雨打萍

萊辛在《漢堡劇評》中指出:“悲劇的目的遠比歷史的目的更富有哲學性。”道壹尼的結局並不是真正的歷史,可是這樣悲劇性的結局更能引發人們對《桃花扇》哲學性的思考。馬士英雷擊臺州山中、阮大鋮跌死仙霞嶺上、李貞麗轉嫁他人、蘇昆山為山中郎中、侯方域和李香君雙雙入道。人是被歷史裹挾著壹步步向前的,有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選擇權。回歸到“壹道壹尼”結局本身,他們是真的入道了嗎?《驚悟》中張道士:“兩個癡蟲,家在哪裏?國在哪裏?君在哪裏?父在哪裏?偏是這點花月情恨,割他不斷麽?”他們並不是割斷了情欲,遁入空門,而是覺得驚覺塵世羈絆,不由自主地選擇厭世解脫,尋求個心靈安寧罷了。男女之情、忠孝之義、興亡之感、家國之恨席卷而來,所有的理想都成為了壹個個的泡影,人生的虛無感也便侵蝕他們的骨血,撕咬他們的肉體,僅剩的男女之情也在痛苦折磨中隨時間消磨。對比《紅樓夢》的幻境世界,《桃花扇》的結局何嘗不是作者孔尚任虛構出來的“幻境世界”。兩部作品無不都在強調人生的虛無,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只不過《紅樓夢》側重於性格悲劇,《桃花扇》偏向於社會悲劇而已。其哲理性皆如侯李嗔語:大道才知是,濃情悔認真,回頭皆幻景,對面是何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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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喪服.子夏傳

萊辛.漢堡劇評[C].張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09-01.

孔尚任.中國古典戲曲第四卷桃花扇[Z],第4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