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瓊臺誌》卷六記崖州山川，於“巖洞”條下載：“大洞天，在州南二十裏，小洞天之東。宋知軍周始遊，毛奎繼遊，名之。小洞天，在州西南十裏海濱。宋知軍毛奎開遊得名。”此條下並附有毛奎的《大小洞天記》、《毛奎詩並序》、訓導裴崇禮的《遊洞天記》等詩文。其後，萬歷《瓊州府誌》、清康熙《瓊州府誌》、清道光《瓊州府誌》以及清光緒《崖州誌》等均有此記載。
郭沫若先生於1962年校點光緒本《崖州誌》時，卻對上述“淳熙丙午”年的提法產生懷疑。他在按語中說：“1962二月三日，沫若曾往遊覽，於時查對石壁，本誌文字有所竄改。今悉依石刻改還。文中只言‘小有洞天’，並無所謂‘大洞天’，題作《大小洞天記》，殊非真實。”於是他在校點過程中，將《大小洞天記》改作《小洞天記》；將“淳熙丙午”改成“淳熙丁未”，等等。
這樣壹來，大小洞天景區究竟發現於淳熙丙年還是淳熙丁未似乎成了懸案。
那麽，郭老的發現是否可以改寫延續近千年來的歷史紀錄呢？從郭老的發現過程來看，這個問題還不能馬上下結論。理由是：
其壹，據明代成化年間訓導裴崇禮的《遊洞天記》載，當時大小洞天景區有各種石刻二十多處。其中如“小洞巖上刻曰：‘小洞天’。又於其額刻曰：‘大宋淳丁未秋九月，郡守富川毛奎率僚屬黎植、黎民誌、王懷開山。’***二十七字。”又“船之東，巨石上刻‘石船’二字，又刻《石船記》壹百五十七字。船之北有巨石，刻曰：‘海陵周其又與郡亻率許源澤之、都領周丕承師武，淳熙丙午重九日來觀石船，因以見山水之奇，可為海邦之勝紀也。’***四十六字。又刻《洞口記》二百有三字。”又“登山三十余步，至石洞。其額上刻曰：‘海山奇觀’，其下石壁刻《大小洞天記》三百二十壹字。”然而，郭老僅依他所見的《小洞天》石刻立論，其余石刻均未提及，而且今天他所見的這塊石刻是否可證實為原物，也沒有交待，這就難以定論。尤其是裴崇禮所發現的那塊***十六字的“重九石刻”，那上面分明刻有“淳熙丙午”的紀年，相信連字數都不放過的裴訓導不會記錯。而且不光是裴崇禮，與他同時的海南先賢王佐亦有《石船詩》壹首敘其事：“老我來遊看石船，洞門別是壹風煙。昔人已去無回轍，猶記淳熙丙午年。”這“石船”就是周等人初次遊覽洞天景區時，刻《 石船記》的地方。所以約五百年前地方先賢們記述分明的“淳熙丙午”日期，歷數百年之後，郭老僅憑壹次並不全面的遊覽查對，便加以推翻，確有草率從事之嫌。
其二，郭老在他的按語中說他到景區先看了毛奎寫的“洞天記”石刻，然後以石刻為準，校改光緒《崖州誌》中所載的毛奎的《大小洞天記》，並批評《崖州誌》文字有所竄改。郭老怎麽就知道石刻準確無誤呢？難道僅因為它是石刻？事實上石刻在文物考古中出現錯誤的例子不少，並不能絕對依靠石刻校改古籍。因為石刻首先是依靠書面文字作為底本摩刻的，如果它所依據的底本有錯，石刻自然也會出錯；其次，石刻因為年代久遠，自然風化等原因，會有損毀，造成字跡漫滅等現象，如果不加考究，盲目依準，就會有誤判誤讀的可能。如上所引《洞口記》，在裴崇禮的時代還保存完好，所以裴崇禮能逐字記錄，***得二百有三字；可是到了清光緒年間，時間過去了400多年，這《洞口記》早已“字皆漫滅，不可識”了。郭老所見到的毛奎的“洞天記”石刻，假如確是原物，那麽從清光緒到了今天又多了將近百年，又怎能保證它完好如初，沒有損缺呢？如他親臨觀察石刻時，石刻文字有“是皆小有洞天之佳致也”壹句，而據《正德瓊臺誌》所載毛奎〈大小洞天記〉，此句原作“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顯然，“小有洞天”語意不明，不知所雲，而“大小洞天”直扣主題，是整個景區的總括，故文中有“小洞附北，實為海山之奇觀。而有僧善慶又於山麓石峰之陰，近石船得壹巖，由西北委蛇數十丈以通後洞。巖之外臨海，有平石可坐而釣，因為‘釣臺’。對巖之前有石奇怪，其下可坐十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與巖相望，名以‘巖瞻’。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如此順暢的表述，既點出小洞，又引出後洞，二洞周圍，景觀壹覽無余，故稱“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如此硬改作“小有洞天”則郭老所見之石刻非偽即誤，還應以前代所記為準。另外，裴崇禮也寫有壹篇《洞口記》，其中有雲：“洞口去小洞天，觀望數步耳。小洞望東南山上大洞天，僅數十步耳。”這正是該景區有大小洞天的又壹力證。
其三，郭老此次遊覽，有否見過周等人初次遊覽時的“重九石刻”，他沒有交待。因為周等人的遊覽早於毛奎51年，若要否定“淳熙丙午”之說，首先應該否定那塊“重九石刻”。但是郭老卻對此只字未提，而去糾正半個世紀後的《大小洞天記》，這顯然不合常理。假如郭老並沒有看過“重九石刻”，卻在他所校點的《崖州誌》 中壹律將“淳熙丙午”的紀年統統改成“淳熙丁未”，這是很成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