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知多少——古節日漫談
摘 要：盂蘭盆節與中元節本為佛教與道教在夏歷七月十五這壹天的節俗。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下，二者走出寺觀，日漸民俗化，並在民間走向融合。這種變化是傳統文化中孝親觀、亡靈信仰等觀念影響的結果，也是廣大民眾祈求美好生活的反映。關鍵詞：盂蘭盆節；中元節；佛教；道教；祭祀
文章編號：978—7—80712—971—4（2012）01—035—03
在中華歲節體系上，七月十五日是極為特殊的壹天。這壹天不僅是佛教的盂蘭盆節，也是道教的壹個重要節日——中元節。隨著佛道兩教社會影響的日益擴大，二者走出寺觀，走進“尋常百姓家”，其主題也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是古代民眾生活的壹種反映，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壹頁。
壹、節日由來
（壹）盂蘭盆節
盂蘭盆節，又稱盂蘭盆會，本為釋教之節日，是每年七月十五日供養佛祖、僧人以及超度餓鬼及七世父母的法事節日。《辭源》“盂蘭盆會”釋之為“佛教儀式，每逢夏歷七月十五日，佛教徒為追薦祖先而舉行。”“盂蘭盆會”三字取自於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盂蘭盆經》，為梵語Vllambana的音譯，本意為救倒懸”，即釋救餓鬼倒懸之苦。據考證，古天竺沒有盂蘭盆節，它是在《佛說盂蘭盆經》譯過後，由譯經據其中的“目連救母”故事派生而來的漢地齋節。《佛說盂蘭盆經》載“大目犍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觀視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以缽盛飯，往餉其母，母得缽飯，即以左手障缽，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佛告目連：十方眾生，七月十五日，僧自姿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故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燭、床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行慈孝者，皆應先為所生現在父母、過世七世父母，與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時，以百味飯食，安盂蘭盆中，施十方自恣僧，願使現在父母，壽命百年無病、無壹切苦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苦，生人天中，福樂無極。”故事本來是佛教教導弟子應有孝順之心，屬佛教徒之節日，隨著佛教影響的日益擴大及其世俗化的日益加深，逐漸成為了壹種民間普遍慶祝的節日。
早在南北朝的時候，佛教僧人就開始於每年七月十五日舉行盂蘭盆會，《盂蘭盆經》載曰“七葉功德，弄幡花、歌鼓、果實送之”，以供奉諸佛。盆節行事的最早記載見於南朝梁代宗懍《荊楚歲時記》“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這壹天，寺院中要用飯食百味各種供具供養自恣僧人，救母離苦得樂。梁武帝時，盂蘭盆節由佛殿進入了宮廷，武帝曾於 “大同四年（538），幸同泰寺，設盂蘭盆。”此後，“每年七月十五日送盆供養，以車日送，繼目連等。”[1]盂蘭盆節由此成為官方認可並大力推行的歲節。
唐代是古代王朝的繁盛時期，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歲令時節頗多，盂蘭盆節也壹度受到朝廷重視。唐高宗“立皇室送盆之儀，國家大寺，如長安城中明、慈恩等……每年送盆，供奉種種雜物及輿盆、音樂人等，並有送盆官人，來者非壹。”[2]武則天時，宮廷的盆齋法會已形成壹套繁縟的禮儀。楊炯曾做《盂蘭盆賦》描寫了如意元年武則天在洛陽南門舉行盆齋的過程。唐代宗更是崇佛至深，每年“七月望日，於內道場設盂蘭盆，釋以金翠，所費百萬。”[3]從唐中後期開始，盂蘭盆節開始向民間普及。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描述會昌四年（844）長安諸寺盆節盛況稱“城中諸寺七月十五日供養，諸寺作花、臘花餅、假花果樹等，各竟奇妙。常例皆於殿前鋪設供養，傾城巡寺隨喜，甚是盛會。”可見此時的盂蘭盆節，已成為人們***同參與的盛大節日，並得到大眾喜愛，乃經千年而不衰。
（二）中元節
夏歷七月十五日在古代又稱“中元節”，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教派——道教的節日。道教崇奉天官、地官、水官三神祗。相傳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至北魏時又出現“三元”的說法，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日為三元日。道教將三官與三元日相匹配，認為正月十五為上元節，應祭天，十月十五為下元日，應祭水，而七月十五日為中元日，傳說這天地官下降，定人間善惡，是日，道觀要做齋醮薦福。《道經》載曰“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構搜選眾人，分別善惡，眾天聖眾普詣官中，簡定劫數，人鬼傳錄，餓鬼囚徒壹時皆集以其日，作玄都大獻於玉京山彩諸花果珍奇異物幢幡寶蓋請膳飲食獻諸聖眾，道士於其日夜講誦是經十方大聖齊詠靈篇囚徒餓鬼俱飽滿免於眾苦得還人中。”歐陽詢《藝文類聚·歲時中·七月十五》“七月十五日，中元之日，地官校構，搜選人間。”故民間也將此節俗稱“鬼節”，並有“七月半，鬼亂竄”的之說。在這壹天，有祀者要回家接受子孫祭祀，無祀者，壹般也要請佛、道做法事“普渡”，毋使孤魂野鬼流浪為害，祭祀成為了中元節的主題。
現在學者壹般認為三元作為系統化的民俗節日出現大概不早於唐朝。李唐王朝建立後，統治者為樹立精神權威，將被道教奉為教主的老子李聃尊為“聖祖”，並賜封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上升，其節俗也在主流意識的影響下日漸介入民眾生活。唐玄宗是崇道著名的皇帝，開元二十二年（734）十月，玄宗敕令“自今之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4]至唐後期開始，中元節已成為固定的節日系統出現，出現了唐德宗《七月十五日題章敬寺》、令狐楚《中元日贈張尊師》、李商隱《中元作》，宋代範仲淹《中元夜自花洲作》、朱熹《中元雨中呈子晉》等壹系列以中元節為主題的詩文。在這壹天，道觀要做齋醮薦福，並且要清心寡欲，進行反省，民間則家家祭祀孤魂野鬼，並伴有放河燈等活動，為鬼魂引路。
二、節日的演變及其在民間的合流
源於不同宗教的兩個節日不僅巧妙的設在了同壹天，而且，從唐中後期開始，這兩大節俗無論從名稱上還是在活動儀式上，伴隨著其自身的民俗化而趨向合流。
首先，從名稱上看盂蘭盆節、中元節二節並行，有唐壹代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唐初小說《藝文類聚》中論述二者時即先引《盂蘭盆經》介紹盆節，再引《大藏經》介紹中元節，兩節並列。至宋代，這種格局開始發生變化。由於“中元”是中國本土的時序節稱，具有傳統文化內涵，“盂蘭盆”則來自天竺經名，兩節並行過程中，前者顯現出了其優勢，“中元”逐漸取代了“盂蘭盆”，成為七月十五這壹天活動的節稱，而“盂蘭盆”這壹名稱則只流行於佛寺和部分佛教信眾中。
其次，節日行事活動上最初的盂蘭盆節與中元節都有各自特有的慶祝活動，隨著二者的發展，兩個節日的慶祝形式也日趨雜糅，至宋代時已難以區分（此處主要指民間，在佛道兩家仍保留著自己的節俗），宋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記載“七月十五日，先數月，市井賣冥錢，靴鞋，璞頭，帽子，金犀假帶，五彩衣服，以紙糊架子，盤遊出賣……要鬧處亦賣果實、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目連經》，又以竹竿……謂之‘盂蘭盆’ ……乃告祖先秋成之意。”[5]從記載中可以看出，此時所謂的中元節，既賣“冥錢，靴鞋”，為傳統中元之行事，又“印賣《尊勝目連經》”演《目連救母》雜劇，殘留著濃厚的盂蘭盆節的影子。而無論哪種方式，其活動主旨已趨向壹致，即祭祀祖先，以“告祖先秋成之意”。
三、演變合流的原因
盂蘭盆節、中元節，最初作為兩大宗教節日，卻迅速在民間得以普及，並日趨合流。這種現象的出現是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現實基礎的。
（壹）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親觀
在傳統文化中，“孝”是被推崇至極的，“百善孝為先”“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6]孝的思想在《論語》這部儒家經典中更是體現的淋漓盡致。“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等[7]。但原始佛教追求的是超凡脫俗，遠離政治的涅槃境界。其削發為尼，離家背親的出世倫理與中國傳統儒家的忠君孝親、齊家治國的入世倫理有很大的沖突。因此，佛教傳入中國伊始就采用了種種方式來迎合中國的封建文化。盂蘭盆節可以說是壹個典型並且成功的例子。
盂蘭盆節的原型——《盂蘭盆經》目連救母的故事中，目連正因不忍母親受地獄之苦而求佛祖助佑，可見其本身就可以看做是壹則佛門中的孝義故事，而這恰好和“忠孝為本”的儒家倫理觀偶合。至唐代後期，著名僧人宗密的父親早喪，他為追薦父親之靈，特作《盂蘭盆經疏》，結合中國傳統的孝親思想註釋原經文，將《盂蘭盆經》視為佛教的“孝經”，“戒雖萬行，以孝為宗”，佛教“孝親觀”的彰顯使得盂蘭盆會更加受到佛教寺院和僧人重視，並得到皇家的關註與支持。有唐壹代的皇帝多在這壹天大搞禮儀活動慶祝，從各種儀式中可以看出，此時的盂蘭盆會已由最初供養佛祖僧人衍變為彰顯封建帝王“以孝治天下”教化人民了。如楊炯《盂蘭盆賦》中武則天供養盂蘭盆目的之壹即為“覲嚴祖先之耿光，揚先皇之大烈，孝之始也。”這種孝道思想的相互碰撞和吻合使得盂蘭盆節在廣大民眾中得到心理支持，同時也為其發展定下了基調，即越來越背離最初的佛家性質而日漸成為中國人孝敬祖先的節日。
盂蘭盆節以“佛門孝子”的故事被中國人接受，而中元節自身就是在祭祀祖先的傳統下出現的。“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8]儒家傳統認為，親人不在後，對其祭祀也是壹種孝，因此祭祀是傳統孝文化中的壹種表現，也為中元節在民眾中的普及提供了土壤。
對於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來說，他們壹般不會追溯是為慶祝何節日，在其看來，這壹天就是要追薦亡靈、祭祀祖先，在盡孝道的同時祈求祖先保佑。因此形成了二者在主旨上的日趨壹致，即以祭祀為主，只是在具體行事活動上還能看到其的影子。
（二）“亡靈信仰”的觀念
死亡對於人類來說壹直是壹個可怕的字眼，尤其對與自己較為親近的人來說人們往往不相信其已離我們遠去，而認為死亡只是肉體與靈魂的分開，但靈魂不死。這個靈魂具有超人的能力，必須加以安扶、祭祀。因此，早在原始社會後期，我們的祖先就開始有了這種信仰。在距今壹萬八千余年的山頂洞人遺址中，死者佩戴有飾品，身旁放著生產工具，在死者周圍還撒上了壹圈赤鐵礦粉。進入階級社會後，這種祭祀亡靈的習俗進壹步發展，逐漸成為壹種制度。《禮記？郊特牲》載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 祭天祭祖成為古代民眾生活的兩大要務。夏後氏“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果說統治者祭祀更多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上行下效，那麽對庶民百姓來說，祖先尤有意義，祖先與自己血肉相連，情感相通，祖先的靈力最能令其信賴，並成為子孫後代的精神依靠。因此，上至統治者，下之平民百姓，都對此格外重視。
從這兩個節日的起源不難看出，二者的初衷都是為超度“鬼”。《盂蘭盆經》中，目連母親“生餓鬼中，不見飲食”，故目連“以百味飯食，安盂蘭盆中， 施十方自恣僧”以求“現在父母， 壽命百年無病、無壹切苦惱之患， 乃至七世父母離惡鬼苦”。“中元節”更是與“鬼”關系密切，《道經》載這壹天，“餓鬼囚徒壹時皆集以其日”，道士要“齊詠靈篇囚徒餓鬼俱飽滿免於眾苦得還人中”，這壹天也被廣大民眾俗稱“鬼節”。可見，這兩個節日最初的興起，雖然主旨有異，但有壹點很相似，即都宣稱要超度餓鬼以保生靈。對於文化素養偏低的廣大民眾來說，這壹點足以使其容易將二者混淆起來，也為其日後的發展埋下了“隱患”，而對廣大百姓來說，與自己最親近的“鬼”應首推其祖先了，致使其最終演變成了民間追薦鬼魂、祭祀祖先的節日。
除此之外，有人推測認為，二者興起的時間比較近，並且最初區分並不十分明確也導致其走向合流。“佛教的盂蘭盆會據傳始於南朝梁武帝時，道教的三元齋供始於元魏孝文帝時，均源於公元五世紀末六世紀之初，而且宗密《盂蘭盆經疏》雲‘佛教初傳此方，呼僧為道士’，既然佛教和道教早起僧侶的稱呼沒明確區別，兩個節日起始的時代又極近那麽盂蘭盆會與中元齋醮，這釋道兩家的法事也許最初壹開始就混為壹談了。”[9]這種說法雖屬推測，但也並不無道理。
四、結語
從魏晉南北朝經隋唐至宋元，盂蘭盆節和中元節經歷了從興起，到繁盛並日漸民俗化，最終走向雜糅。這兩個節日在中國的發展演變可以看做儒、釋、道三家在中國既鬥爭、又融合的壹個縮影。盂蘭盆節借助傳統儒家倫理中的孝親觀為其爭取到了生存土壤，道門中元節也有著深厚的儒家重祖思想，而二者在演化過程中又都進壹步被儒家傳統文化同化，最終不僅二節行事雜糅，並且內容也融入了傳統的祭祖掃墳、告成享先的儀式中。至此，七月十五的活動已看不到“齋僧”，也沒有了“盂蘭盆”，傳統文化廣闊的包容與改造能力可見壹斑。
若進壹步探究便會發現，這種現象並非空穴來風，仔細品味會感覺到其中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七月金秋時節，新谷登場、瓜果成熟，而中國自古就是壹個農業文明大國，農業收成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乃至國家的命脈。在七月中旬這收獲的季節，人們懷著豐收的的喜悅，用新收獲的谷物祭祀祖先，壹方面可以告慰祖先，同時拯救地獄裏的孤魂野鬼，另壹方面也祈求祖先的庇護和保佑，希望來年農業豐收、家庭幸福，這也是中古時代人們的普遍願望。節日，只是這種願望表達的壹個載體，或是壹種形式而已。
文化的功能壹定程度上是為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當這種需要有所變化時，這種文化的主要內涵也會發生變化。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斷增強，這種傳統節俗開始失去了其最初的功能而日漸被我們遺忘了。到了每年七月十五日，或許還會有人去祭祖掃墳、燒紙上供，但更多的只是繼承遠古文化遺留下的壹種形式。雖然如此，這種形式仍有其存在的價值，它可以看作是我們道德的提煉和精神寄托，通過對其考察，也有助於進壹步了解我們祖先的生活，更好的認識我們的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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