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煥旭
在南開大學的聲譽和成就中，凝聚著各學科的創建人及不同歷史時期學術帶頭人的辛勤勞動和奉獻，陳序經教授就是這些人中，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較大影響的壹位。
壹
陳序經（1903－1967），廣東（今海南）文昌縣人，現代著名的社會文化學大師，社會歷史學家、教育家。他出生於華僑商人家庭，早年先後就學於海南文昌致遠小學、新加坡育英小學、廣東嶺南中學、上海滬江大學生物系和復旦大學社會學系。1925年發表《讀誌隨筆》，同年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政治學和社會學，1926年獲碩士學位，1927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現代主權論》）。1928年學成回國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社會學系。1929年與嶺南大學教育學系畢業班學生黃素芬女士在新加坡結婚，後同赴德國繼續深造，先在柏林大學研究政治學、主權論及社會學，後轉到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院研究國際公法。為了便於廣泛的搜集資料，深入開展研究工作，除已精通的英文外，這期間又學習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拉丁文。原計劃在德國的研究工作告壹段落以後，繼續到英國、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學習考察，因1913年父親病重，放棄在歐洲的研究考察工作，回國繼續任教於嶺南大學，兼領中山大學的教席。
陳序經1934年接受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聘請，任研究教授主持該所研究部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參與籌建北大、清華、南開聯合建立的長沙臨時大學，不久又隨校到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兼法商學院院長，同時還兼領已內遷到達重慶北碚的南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知道1946年8月聯大結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復校為止。其間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應邀赴美講學壹年，前半年到美國各地講中美關系和國***合作，後半年在耶魯大學主將主權論。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濟學院院長及經濟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復校後的教學與研究工作。1948年8月出任嶺南大學校長。但每年仍回南開從事三四個月的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調整時，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並，陳序經任中山大學籌委會主任。1954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主持籌建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室，1956年被任命為中山大學副校長，1962年暨南大學在廣州復校後兼任該校校長。1964年8月調任南開大學副校長。1967年2月19日因心臟病突發在南開大學逝世，享年64歲。
二
陳序經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東南亞史專家和民族史專家。他從社會學家的視角出發，利用現代社會學的科學方法，研究民族歷史和現狀，取得了多項引人註目的成果。早在1939年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他的《暹羅與中國》壹書；1948年《南洋與中國》中文本由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出版；194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蛋民的研究》；1949年嶺南大學又出版了他寫的《越南問題》；解放以後寫成《匈奴史稿》、《東南亞古史研究八種》及《西雙版納歷史釋補》。
《匈奴史稿》是壹部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史研究巨著，1954年－1956年擬出近百萬字的初稿，1964年又作過部分修訂，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陳序經教授對匈奴史的關註和研究起步很早，在中學時期，他聽勞師提到對匈奴史的研究在我國還是個空白，匈奴西遷的去向是壹個歷史的謎點，於是就立誌解開這個謎，填補這個空白。他所到之處都註意搜集有關匈奴史的資料，特別是在德國留學期間，搜集到西方學者對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關匈奴的史料。在《匈奴史稿》中他全面介紹了有關匈奴歷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過深入的研究，描繪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環境、經濟生活、宗教意識、語言和政俗、文化觀念等各個方面，論述了匈奴族的興起、強盛、遷移與衰亡的全過程，是到目前為止有關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資料最多、涉及面最廣、學術水平最高的壹部專著。該書出版發行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註，1992年獲國家授予的古籍研究與出版獎。
《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上下兩冊，1992年由臺灣、香港商務印書館與深圳海天出版社三家聯合出版，同時在臺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發行。這是陳先生1956－1964年以主要精力從事東南亞古史研究的成果。合集包括《東南亞古史初論》、《越南史料初輯》、《林邑史初編》、《扶南史初探》、《猛族諸國初考》、《禪泰古史初稿》、《藏緬古國初釋》、《馬來亞南海古史初述》等***八種。其中七種60年代曾經在香港內部出版發送。各書內容大體包括各古國的歷史沿革、地理方位、種族源流、社會經濟、文化宗教、風俗習慣、對外關系等方面。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早有往來，中國古籍中對東南亞的記載，史不絕書。陳序經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史書中挖掘寶貴的資料，以此為主幹，輔以當地的有關資料和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並結合自身對東南亞各地的多次實地考察，進行綜合分析研究，以每年完成壹部的速度寫出這八部富有特色、頗有創見的學術專著，成為中國學術界全面研究東南亞古史的開拓者，受到歷史學界的普遍贊譽和尊敬。
三
陳序經對文化學和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產生過重大影響。他在十幾年中，廣泛搜集中外史料，運用現代社會學的科學分析方法，構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壹套系統的文化學理論，以此為基礎對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西南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力排眾議，全力提倡學習西方，是我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全盤西化論”的代表人物。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起點，學術界對於文化問題的討論日益深入。如何理解人類文化現象，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如何才能使國家昌盛以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這樣壹些問題成為學術界***同關註的中心議題。陳序經教授生逢其時，在我國現代全面接受東西方教育的第壹代學者中，又有自己獨特的經歷，這就使他有更多的機會全面而深入的接受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在美國讀書時便對文化問題尤為註意，在德求學期間，就寫了壹篇洋洋大觀德《東西文化觀》，接過了胡適1929年首先舉起來但隨後又表示放棄了的“全盤西化”的旗幟，沖入中西文化辯論的中心戰場。
1931年底，陳序經先生在《東西文化觀》的基礎上增訂補序，寫出8萬字的《中國文化的出路》壹書，由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學禮堂發表了題為《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在南方思想界引發出壹場關於文化問題的爭論。剛滿30歲的陳序經，初入學術界就引起人們的關註。為了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1934年8月陳序經來到當時已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南開經濟研究所。1935年出版《鄉村建設評議》壹書。同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納松、武堉平、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墉、薩孟武、樊仲雲等十教授，聯名在《文化建設》月刊上發表了題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重要文章，強調要加強“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對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全盤西化”主張。陳序經以南開經濟研究所的身份寫了《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指出“十教授對於文化的意義，簡直尚未弄明白”，對“文化”的概念混亂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談的折衷論調”，骨子裏則是“復古與守舊”。全國文化思想界對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就是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空前規模的壹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設方向的大論戰。
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地處比較安定的後方，少有交往應酬，陳序經正是利用這個時機，對自己多年所搜集的有關文化學的材料及論戰中所積累的心得，進行了集中整理，深入開展對文化學的材料及論戰中所積累的心得，進行了集中整理，深入開展對文化學的研究工作。在聯大社會學系，陳序經還正式開設了“文化學”課，這是在我國教育史上首次把文化學列入大學課程。1944年陳序經又利用赴美的機會，繼續搜集文化學方面的材料。回國後對在聯大開文化課的講稿進行整理，寫出《文化學概觀》由商務印書館於1947年出版。
陳序經對社會文化學的深入研究，確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正如《南開今日》上所指出的：“陳先生的研究工作……現在最成功的還是文化問題的研究”，“陳先生講授社會學特別著重文化，如果我們說清華的社會學是正統學派（吳澤霖先生講），北大的社會學是唯物學派（許德珩先生講），那麽南開該是文化學派。以社會學而論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四
陳序經教授是我國現代知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可以1952年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前壹階段他堅持教育救國，提倡全面學習西方；後壹階段執行的是社會主義教育方針。
早在30年代，陳序經就提出“教育是各種建設的根本問題”，積極撰寫文章宣傳自己要全面學習西方的教育思想。1932年他還是壹位嶺南大學29歲的副教授，就在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上發表了題為《對大學教育方針的商榷》的文章，對廣州教育專家在中山大學開會提出的關於“停辦文科，或減少數量，同時多設職業學校，以適應社會生活之需要”的有關議案提出質疑，認為“大學教育是為學問而學問的，職業教育是為致用而學問的”，兩者都應當提倡，不應顧此失彼；辦教育應當文、理、工、農、醫合理安排，同時並舉。
1935年或1936年陳序經在給南開大學學生出版的刊物上寫的壹篇《讀書六到》的文章中，提出學生讀書做學問要做到“口到”：要讀的多；“心到”：要想的多；“耳到”：要聽的多；“眼到”：要看的多；“手到”：要抄的多；“腳到”：利用腳力去做實際調查工作。抗日戰爭中他在昆明西南聯大寫的壹篇《釋現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出，學校要培養的是適應現代生活的專門人才，這就“要有強壯的身體”去“振興民族與捍衛國家”，就是“日常生活以至講究學問”，獲得“豐富的經驗與高超的知識”，“也要有強壯的身體”。
1947年下半年，針對胡適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後提出的，發展中國大學十年計劃與對記者發表的關於學術獨立的談話，陳序經先後發表了《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公論耶？私論耶？》、《論發展學術的計劃》等文章，指出政府不能按胡適先生建議的那樣少派留學生，用省下來的錢重點支持五所大學，而應當從別處籌款重點支持所有大學中辦得好、水平高得學院或系科；留學生還應該堅持派赴，而且應多向西方派留學生。還提出大學或系科得設置不能過於集中到平、津、滬等少數地區，應從實際出發，根據條件和需要在全國進行合理布局；公立和私立學校都是為社會培養人才，應當鼓勵和支持私立學校辦學。
解放以後，特別是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陳序經認真學習***產黨得教育方針，努力工作，堅持進步，把自己熟悉西方教育得專長，用於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建設上，參與制定教育規劃和學校工作條例，為國家做出了新的貢獻，受到人民的尊敬。在50年代他就指出，理工分開“弊多利少”，工科缺少理科的支持，水平難於提高；政治、財經缺少文科的支持也不利於提高水平。認為辦包括文、理、農、工、醫的綜合性大學的方向沒有錯誤，應當堅持。1962年他在政協會議上所作的《對於高等教育的壹些意見》，系統地闡明了他地教育思想。其中包括：要重視基礎理論教育；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要充分認識掌握文字工具的重要性；要拓寬專業基礎，提倡文科學生選壹兩門理科課程，了可學生也要學習文科知識，以拓寬視野，能從不同角度觀察與思考問題，提高整體素質和水平；要保證教師與科研人員必要地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時間；允許教師在有余力的時候從事學校規定之外的學術研究工作。
五
陳序經教授為人正派，治學嚴禁，有許多優良作風和高貴品質，是後人應當學習的。
陳序經堅守自己的信念，不趨炎附勢。解放前他奉派出國前，上級指示他加入國民黨，被斷然拒絕。上學時因堅持不入宗教，寧願轉出教會所辦的學校；就是在做了教會學校校長時，他仍堅持拒不入教。解放以後他在政協會議上，積極參政議政，及時參政議政，及時提出自己的意見，供領導決策參考。
陳序經重視從實際出發，註意作社會調查。1934年到南開以後，頭壹項工作就是規劃主持“工業發展對社會影響的調查”，親自帶人去河北高陽、廣東順德等地調查。抗日戰爭爆發時，他還在順德調查現場，直到順德陷落，他才與同仁倉促離去。他到歐美、東南亞各地及祖國的大江南北，常常利用壹切機會考察所到之處的社會方方面面。他積累掌握的大量第壹手材料，使他在社會文化學、歷史學及教育學上的研究，得益匪淺。愛護珍惜圖書，刻苦勤奮，這是有成就的學者的***同特點，而在陳序經身上顯得尤為突出。早年在德國留學時，就在和自己的藏書壹起照的壹張照片旁寫上“寧當窮鬼，不售此書！”在中山大學工作時，有人動員他讓出壹部分線裝書，他說：“我的書是不賣的！”他兼職多，社會活動多，但是不管多忙，每日早晨4點到7點的讀書寫作壹直雷打不動，從不間斷。抗日戰爭時在昆明，工作教書的空隙之中他又寫出了二百多萬字的文化學專著，同仁友好對他勤奮刻苦的精神無不深表欽佩。
陳序經關心別人助人為樂的事跡很多。他對教授們說：“我這個校長是為妳們教授服務的。”他說到做到，耐心接待來訪；資助有困難的教師、師生直至馬路邊討飯患病的女孩；認真為同事調解家務、關照病人，有的幹部孩子患了牙疾，他也去幫助找大夫診治。此類的事情舉不勝舉。他對自己和家人，壹向嚴格要求，克己奉公。在他的身教與言教下成長起來的壹子四女都已經成為國家的專業技術人才。
陳序經先生謙虛克己，始終如壹。1964年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學者，但當有人稱贊他所寫的東南亞古史的時候，他仍謙遜地說：“我主要是作為壹個東南亞古史研究的資料員，先把有關方面的資料整理壹下，作為他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參考。作為壹個資料員，我也沒有做好。”《匈奴史稿》草擬出來以後，他多方征求史學專家的意見，準備修訂，可惜他過早地去世。
陳序經教授終生獻身於祖國地教育文化事業，使他成為我國現代社會文化學界歐美學派地代表人物和大師級地名流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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