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日本雖然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對外國特別是中國的政治、軍事、社會動向從未懈怠，始終收集各種信息。江戶時代外交史料匯編《航海概觀》記載:“長崎唐艦入港時，跟隨其派出的官員，與五署各壹名官員登上唐艦，檢查貨物、天主教物件和違禁物件。”也就是說，每當中國商船進入長崎港，長崎都會派“唐同時”登船詢問商船船主等人員。主要有三個問題。第壹，船是從哪裏來的？妳經過哪裏？船上有多少人？最重要的是檢查是否混入西方傳教士；第二，船上貨物有沒有違禁物品？有外國的書嗎？第三是中國的情況。經過詢問調查，“唐同時”寫了報告，交給長崎實施，長崎實施後上報幕府。這種報道叫“唐傳鳳評書”(對應的，還有“阿蘭多(荷蘭)評書”)。
1644年，明朝崇禎皇帝自殺，清軍入關，開始了清朝對中國的統治。德川幕府非常重視這種情況。除了對傳教士和天主教書籍的例行調查外，還加緊了對中國情況的調查和資料的收集，使得這壹時期《唐傳鳳評書》的意義不僅僅局限於中日貿易，還成為當時的國際時事報道，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此後幾十年間，此類報道達2000余篇，被幕府儒官林春生、林新都等編輯整理為《華夷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