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過程
關於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指出：中國人接受西醫經歷了“疑忌－接觸－試用－對比－信服”五個環節。這無疑是對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總體態勢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區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首先是不同階層在接受西醫時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壹般而言，在接觸西醫之初，下層社會往往走在前列。由於西醫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下層社會生活貧窮，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進入教會醫院時顧忌較少，較早接受了西醫治療。伯駕在第壹季度的醫院報告中就說，“除極少數之外，病人都表達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層人士則不同，他們壹般都有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可以聘請名中醫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夷人”的醫學嗤之以鼻，有些人則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醫。但是，下層社會求西醫治療的靈驗，久而久之對中上層社會也產生影響，特別是在中醫治療同種疾病無效時，西醫治療就成為可能。1840年前後，在大量下層群眾求伯駕治病的影響下，不少官紳也常請伯駕治病。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教會醫療事業在向其他地方推進時，並沒有發生因中國人疑忌西醫而發生的教案，這表明中國人壹開始並不反對西醫。1860年以後，教會醫療事業向內地拓展時，開始與頻繁發生的教案發生聯系。雖然西醫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國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惡意宣傳往往是引發教案的主因。不過經過壹段時間，西醫很快為當地壹般民眾接受，接著中上層開始接受。可見，內地和沿海在接受西醫時均表現出“下層社會在先，中上階層在後”的情形。如在19世紀末的蘇州，“中戶以上不樂西醫”。就個人而言，李鴻章可謂典型。他在19世紀60年代初就接觸到西醫；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醫均束手無策，後經傳教士馬根濟和郝維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醫。
其次是不同地區在接受西醫方面也表現出壹定的差異。很明顯，最早接受西醫的地方是最先舉辦教會醫院的通商口岸。接著，由於西醫的靈驗得到體現，加上人員往來、信息流通，周邊地方壹些對西醫素無所知的人也主動前往接觸西醫。如雒魏林在上海行醫之初，蘇州、松江等周邊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後，教會醫療事業開始向內地滲透，影響不斷增強。中國社會流動性也日趨增強，信息傳播的速度、範圍超過以前。在此背景下，西醫信息傳播到了許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稱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據郭嵩燾日記載，當年長沙中醫夏洛林向他索要西醫書，他將《內科新說》、《西藥略釋》等四本醫書送給夏氏。在封閉的四川，19世紀80年代成都的羅定昌就很想獲得上海出版的西醫書，1886年終於購得《全體新論》、《婦嬰新說》，後據此撰著了《中西醫粹》。可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中國人通過信息傳播對西醫已有所認識和接受。
在內地已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時，西醫在沿海地區並未被普遍接受。據《教會新報》載：19世紀70年代初，在廣州、上海、寧波、福州等地的西醫院，有病接受治療的人“實多佩服，惟不敢就醫者亦很多”。19世紀70年代，上海的仁濟醫院、格致書院都很難找到合適的中國人學西醫，《格致匯編》答復杭州讀者說：華人開設公病院還太早，因為中國人不明醫理，“西醫之法眾人不信”。因此，在19世紀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醫，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區對西醫的認識和接受還處在起步階段。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西醫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開放，通商口岸華人對西醫的認識在實用和學理上均有很大的進步，這時西醫也開始為當地人普遍接受。進入20世紀，西醫逐漸為內地壹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認西醫，西醫在中國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國人對西醫認識的變化
接受西醫並不等於說完全認識了西醫，晚清中國人在長期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正確地認識了西醫。
起初，大多數中國人對西醫缺乏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們信奉西醫的壹個原因就是“喜西醫之簡便與西藥之奇異”。在沒有科學地認識西醫之前，很多中國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張。壹些人根本不遵醫囑，有人經常把開的藥壹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轉後就不再繼續治療，很多人不敢接受西醫麻醉手術。
在學理上，中國人起初對於西醫的理解是相當片面的。較早從學理上對西醫進行評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體新論·弁語》中說：《全體新論》有所創見，但與《靈樞》、《素問》有不同之處，只能是“壹家之言”。他對西方的解剖學也存有懷疑，認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實情況。開始時，中國人往往從表象出發，認為西醫長於外科，內科不精，對壹些外科手術也感到奇異。至於西藥，很多人認為它比中藥“猛烈”。隨著教會醫療事業的發展、醫學著作的流傳、醫學教育的開展，中國人對於西醫的認識逐漸加深。1884年《全體通考》出版時，中國人對西方解剖學的認識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當時為之作序的有廣壽、榮祿、陳蘭彬、張斯桂等人。廣壽評曰：“中國學醫者，由此悟入，將見施針用藥不爽毫厘。此書之功豈不大哉。”同時，中國人對西醫內、外科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俞樾在《中西內癥玄機·序》指出：“吾華之爭羨西醫也，莫不稱其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西醫之所以精於內科就是因為它對生理解剖有準確的了解。中國人對西藥的認識也不斷加深，不僅認識到中、西藥的不同，還認識到西醫用藥的內在差別。
可見，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經歷了壹個從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淺到全面精到的過程。
晚清中國人的中西醫觀
在接受和認識西醫的過程中，晚清中國人產生了四種不同的中西醫觀。
（壹）信奉西醫而排斥中醫。晚清出身教會醫學教育的西醫大都持這種觀點，轉而信奉西醫的人中也有持此觀點者。如吳汝綸在信奉西醫後對中醫即大加排斥，說《靈樞》、《素問》、《本草綱目》等醫書都不足據；西醫解剖學相當準確，藥品又多由化學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認為中醫遠不如西醫，宋以後的壹些醫書“盡可付之壹炬”。吳氏的看法過分誇大西醫，完全否定中醫，是壹種極端的看法。
（二）主張中西醫會通。壹些信奉西醫的人比較中西醫，認為西醫可補中醫之不足，形成以下兩種中西醫會通主張。壹是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主張二者會通。李鴻章在《萬國藥方·序》中說：中國醫學和醫藥均有不足之處，西醫的長處在於醫學教育、醫藥、解剖學上。他還認為西醫解剖學在某些方面同中國傳統醫書有相合之處。鄭觀應認為中西醫各有短長，“棄短取長，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此外，李經邦、陳熾、鐘天緯、許克勤等人均持此種觀點。朱沛文等近代名中醫也持這種主張。另外，教會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醫生也有人持這種主張，蘇州醫學傳教士柏樂文的學生顧福如就是例證。二是認為中西醫可以互補，但西醫有許多不足，會通應以中醫為主。這以唐宗海為代表，他在《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中提出“集靈、素諸經，兼中西義解之，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壹是。”但他又說，西醫在藥物、用藥、解剖學、外科治療等方面遠不及中醫。
（三）有限地肯定西醫，實際上反對或不接受西醫。這以朱壹新和陳虬等人為代表。朱氏在《無邪堂答問》中說：“醫學則中國針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同時，他還從體質差異和醫理不同來反對西醫。陳虬雖承認西醫的疫病來源於病菌之說，卻又說“其實中國古籍皆已引而不發”，事實上他並沒有接受西醫。這種觀點反映了對待西學上的“西學中源”。
（四）堅持中醫排斥西醫。在反對西醫的中國人中，有的是從保存國粹出發來反對西醫的，有的是出於利益考慮而反對西醫。如19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北、浙江的壹些中醫和官紳為了自身利益，制造謠言煽動群眾來反對西醫。葉德輝在《西醫論》壹文中則說基督教在利用醫學傳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備，並從生理解剖、華夷之辨、醫理和醫藥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對西醫的五個理由，最後提出要振興中醫。
綜上所述，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是壹個復雜的過程。在西醫的沖擊之下，中醫壹統的局面被打破，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醫藥觀的多元化格局。這對近代中國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