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北穿烏孫境至伊塞克湖，在康居與匈奴郅支單於的軍隊對峙。在漢軍營地，可以“望見單於城上立五彩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
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余人夾門魚鱗陣。”
這支會列布“魚鱗陣”的軍隊引起了歷史學家極大的興趣。因為“魚鱗陣”壹說，在中國古籍中是絕無僅有的記載。要將軍隊列陣布局成為魚
鱗狀，需經高度的組織訓練並有相應陣列條規來指導。這對於任何遊牧民族和其他未開化的民族來說，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像匈奴人這樣的遊
牧部落，打起仗來多憑勇敢，壹擁而上，往往無章法可循。而布局周密的陣列只有在訓練有素的職業軍隊中方可實現。於是，這支訓練有素、
會擺魚鱗陣的軍隊就成了壹個始終未解的謎。
1955年，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員德效蹇(H.H.Dubs)教授在壹次演講中指出，中國人在郅支都城見到的列於城門兩側的是用過，他們使用的是長方
形盾牌，其正面呈圓凸狀，手持盾牌上端的士兵並肩站在壹起，這種景象在壹個典型的中國平視繪畫者看來，必然極似魚鱗。1957年他在《希
臘與羅馬》(Greece and Rome)刊物第二期上發表了長文《古代中國的壹座羅馬城》，認為甘延壽、陳湯在這次戰爭中斬郅支閼氏、太子、名王
以下凡1500余人，生擒145人，降虜千余人，並將這些人分配給了派兵助戰的城廊諸邦15國。德效蹇斷言上述145人即布魚鱗陣的“百余人”，
因為145名羅馬人並未投降，當他們見到郅支被殺後，立即停止了抵抗，並且很可能仍然保持其難以攻克的隊列。他們也可能自願選擇降服於中
國人。於是，他們被安置在壹個特設的邊境城鎮中，該城就以漢代對羅馬國或羅馬人的稱謂“驪靬（líqián）”命名。他還從文化語言學上加
以論證。“驪靬”壹名，是希臘Alexandria壹名的縮音，本指埃及的亞歷山大，因為中國人無法分清羅馬與亞歷山大兩個地方。《漢書·地理
誌》稱：“驪靬（王）莽曰揭虜”，即王莽篡漢帝位後根據孔教“正名”之訓，將驪靬改為“揭虜”，可以斫饢?晃?骯コ侵?街蟹?倉?
夷敵”，而為“夷人聚居繁衍”。也從另壹側面證實，這的確是中國俘虜了這些羅馬軍團的兵士並將他們集中於靠近西部邊境的這座城使其戍
邊。
這座中國境內的羅馬城，到公元746年土藩（西藏）人占領之前壹直存在著。唐代著名學者顏師古曾考察過這座城中居民對該城名的奇特發音，
認為當地人講該城中國名稱中間的兩個音合並為壹個音，讀成Liakh - ghiQl,他們很可能是用那種方法來表達Alexandria這壹詞中x的發音，因
為這個音在漢語中是沒有的。
澳大利亞專家戴維·哈瑞斯為搞清這壹支會擺“魚鱗陣”的外國軍隊下了大量的功夫，得出了與德效蹇教授相類似的結論，他所掌握的材料表
明，公元前60年，羅馬的龐培因征戰有功而受元老院的褒獎。但當他以壹個普通市民身份返回羅馬時，他發現自己在政治上處於無能為力的地
位，這時凱撒和克拉蘇與他聯合互助，形成“三頭同盟”。公元前55年，出任敘利亞總督的克拉蘇因為缺乏羅馬人所敬重的軍事上的建樹，不
顧手下將領的勸阻，急不可耐地發動了對帕提亞的戰爭。公元前54年，他率4.2萬人的軍隊入侵怕提亞。帕提亞在卡雷(Garrhae)迎戰。帕提亞
軍主要以陣地弓箭手組成，他們包圍了羅馬人，發箭如雨，經久不斷，帕提亞騎兵在羅馬步兵的沖鋒之前便開始撤退，並在坐騎上向後張弓放
箭，致使羅馬人束手無策，他們唯有組成壹方陣，立盾牌於方陣四周。這是壹典型的羅馬戰術隊形，即叠鎖盾龜甲形攻城陣(testudo),而帕提
亞軍卻從盾牌的上方及下方射人利箭,殺傷大量羅馬軍,克拉蘇在這場戰爭中被殺,羅馬軍2萬喪身,1萬被俘。有近1/4的士兵逃至敘利亞。壹支部
隊則由克拉蘇的兒子率領，經過10多年的艱難曲折，成為北匈奴的附庸。公元前36年漢軍與匈奴壹戰之後，他們消失在中國境內。
然而，1962年著名的史學家余英時在其英文著作《漢代中外經濟交通》壹書中對德效蹇的觀點予以駁斥。他提出依照漢朝制度，設縣至少要有
幾千人口，145名羅馬軍不可能設縣。德效蹇的推測根據不足，他可能是受了王先謙《漢書補註》的誤導。中國臺北專門研究秦漢史的學者邢義
田也認為以上兩說，誰是誰非很難認定。
1989年，澳大利亞的戴維·哈瑞斯再度來華，尋求破謎途徑。他與蘭州西北民族學院歷史系的關意權和在蘭州大學任教的前蘇聯專家弗·維·
瓦謝尼金合作，在壹份公元前9年的地圖的幫助下，已確定了“羅馬城”位於位於蘭州西北約300公裏的永昌鎮附近。並準確地找到了這處廢墟
，至於迷案的最後破譯，我們還有待於確鑿的考古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