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滅佛使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受到了壹次沈重打擊，但由於佛教有其存在的土壤，所以很快得以恢復，到孝文帝遷都後，洛陽以其國都的地位，佛院寺塔居全國之冠，後幾經戰亂，殘破嚴重，楊之在戰亂後重遊洛陽，感慨萬千，痛楚之余，乃命筆成《洛陽伽藍記》，為後人留下了壹部寶貴的文獻。
四世紀末，在我國北部地區，鮮卑的壹支拓跋氏逐漸崛起。道武帝拓跋天興元年（公元388年），定國號為魏，遷都平城，開始修宮室、建宗廟，粗具國家規模。由於佛教的興盛，境內也開始修建佛寺。《魏書，釋老誌》載拓跋下詔說：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跡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同時，他還遣使者給太山郎和尚送去素二十端，白氈五十領，銀缽二枚。可見，他對佛教的尊敬和提倡態度。此後，佛教在北魏境內逐漸興盛起來。
太武帝拓跋燾繼位後，關中發生蓋吳起義，拓跋燾率大軍親征，在長安寺內發現弓失矛盾及其它非法之物，於是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後於太平真君七年下詔：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此即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太武滅佛。佛教受到重大打擊。拓跋燾死後，其孫立，是為文成帝。鑒於佛教對統治階級有利的壹面，文成帝於興安元年又下修復佛法詔。詔中稱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此後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錙建佛像各壹。此即有名的大同雲岡石窟造像的開始。
死後，其子弘立，即獻文帝。拓跋弘不久傳位於太子宏，此即北魏孝文帝。為了加強與漢族門閥地主的聯合，促進鮮卑族的進壹步漢化，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遷都洛陽，時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第二年詔改姓為元氏。從孝文帝遷洛開始，中經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詡、孝莊帝元子攸、前廢帝廣陵王元恭、後廢帝安定王元郎、出帝平陽王元，到孝靜立元善見立，遷都於鄴為止，總計北魏都洛***40年。
這壹時期，是我國歷史上宗教狂熱發展的時期，上自皇帝皇後，下至普通百姓，大都崇尚佛教。不少王公大臣還捐出自己的宅第為佛寺。史載孝文帝善談老莊，尤精釋義。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其子宣武帝元恪也篤好佛理，每年常從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為內起居註焉。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公元512^515年），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積有13727所，徒侶逾眾。而在正光（公元520年）以後，佛寺增至3萬余所，僧尼200萬之多。單當時京城洛陽城內外，就有佛寺1367所，其豪華壯麗，世所罕見。《釋老誌》總結說，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但自孝靜帝遷都於鄴後，洛陽城屢經戰火，千余座寺宇，大半為兵火所毀。
《洛陽伽藍記》即以北魏京都洛陽佛寺的興廢為題，記述了當時的政治、人物、風俗、地理以及掌故傳聞。作者楊街之，家世爵裏及生卒年月均不甚詳。曾任撫軍司馬，奉朝請等職。武定五年（公元547年），作者因行役，重遊戰亂後的洛陽，回憶昔日洛陽壯麗繁華的寺塔，金碧輝煌的佛像，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屐，庶士豪家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為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阿房等壯。而今，洛陽殘破，才余寺四百二十壹所。
而且，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聞。兩相對照，撫今思昔，作者感慨萬千。於是，他捃拾舊聞，追敘故跡，成《洛陽伽藍記》五卷。雖然本書字面上是記洛陽佛寺的盛衰興廢，但卻表現了作者對國家成敗得失的感慨以及對佛教危害的不滿，書中揭露了北魏王公修建成百上千的寺塔，乃是侵漁百姓，不恤眾庶，並認為佛法無靈，徒然浪費。僧侶假借特權，損人利己。他們靠剝削為生，貪積無厭，逃役逃稅，不愛國家。且出家修道，不孝父母。尊同帝王，不拜君主。是壹群於國於家無利的人。在這裏，作者反佛的態度是很明顯的。他不但為當時統治者服務，還怕後世無傳，所以，寫成此書以警告後人。
盡管作者自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實際卻是精心記述的壹部體系完整的著作。他說：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上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
根據作者的記述，我們完全可以畫壹張北魏京都洛陽圖，並在地圖上按城門方向，城內外裏坊遠近，填出書中所記許多寺宇及宮殿、官署、名勝古跡的地點。這與作者記述的條理性、系統性有很大關系。
《洛陽伽藍記》成書後，前人對其評價不多，且大都很簡略。除劉知幾《史通》主要從史書體例方面評論外，大都兼從文學和歷史兩方面來說。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其文稂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註》肩隨。其兼述爾朱榮等變亂之事，委曲詳盡，多足於史傳參證。其它古跡藝文，及外國土風道理，摭繁富，亦足以廣異聞。吳若準在《洛陽伽藍記集證序》中說：楊街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誌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跡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北魏史學家，著《魏書》）所未備，為拓跋之別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覆已也。對《洛陽伽藍記》壹書的史學、文學價值都評價頗高。
《洛陽伽藍記》壹書主要記述了北魏都城洛陽40年間佛教寺塔的興廢，但作者並非孤立地專記這壹興廢。它還反映了當時洛陽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由繁榮到衰敗的情況，以及北魏王朝在這四十年間政治、軍事上的重大事件。使我們知道許多歷史事實，如宣武帝以後朝廷的變亂，諸王的廢立，權臣的專橫，宦官的恣肆，與南朝的關系，以及文人學士的事跡，四方人物的往來，佛教在民間的影響，外國沙門的活動等。其中有些可與《魏書》、《北史》相證，以補正史之不足。如卷五所載宋雲、惠僧等使西域之事，與晉《法顯行傳》和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同為研究古代中亞地理歷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寶貴史料。而且，《宋雲家記》、《惠生行記》、《道榮傳》今已失傳，賴本書保存了這份珍貴史料的梗概。
其次，作者在記載這些事實時，態度非常嚴謹，如卷二明懸尼寺條記陽渠石橋說橋有四柱，在道南，銘雲：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後來到北魏孝昌三年，大雨沖毀了橋梁，柱子被埋沒。但道北二柱，至今猶存。當時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都記橋為晉太康元年造。楊街之認為這是錯誤的。他說，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江南，指南朝），未遊中土（指北魏），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造橋年代本是件小事，但他認為也不應穿鑿附會，賭誤後學，可見其態度之嚴肅。
同卷建陽裏東綏民裏條借當時隱士趙逸的話說：自永嘉以來，二百余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前奏國王，為符堅所殺）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同殺），觀其治典未為兇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指殺符生）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這裏對永嘉以來二百多年的史官、史書進行了揭露。的確，史家要據實直書，但要真正做到實錄又談何容易。而《洛陽伽藍記》的作者楊街之嚴肅認真的態度使這部書更具歷史價值。作者曾任秘書監之職，熟悉政府檔案，留心當代藝文，又重視民間口碑和歷史遺跡，所以使這部書史料豐富，組織嚴密。
《洛陽伽藍記》不僅具有壹定的史學價值，而且文學價值很高，作者以佛教寺塔為中心，重點突出，且多用註釋和追溯手法，非遊記而似遊記。所以我們可以把這部書作為整個的壹篇遊記來讀。因為每壹寺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故事，有的寺還有與之相關的神話或異聞，所以每壹部分都可以壹則壹則獨立地來看。甚至可1以說，本書是由許多短篇小說構成。作為魏晉以來《搜神記》、《誌怪》、《世說新語》壹類小說的延續，它繼承了這類小說的特質。同時，它也是這類小說發展到唐宋傳奇小說的中間環節。
如果不讀《洛陽伽藍記》，很難了解中國小說史何以會從魏晉神怪小說到唐宋傳奇的發展。如本書卷二崇真寺條，記惠凝死後復活壹則：崇真寺和尚惠凝死後十七日復活，經閻王撿閱，以錯名重新放免。惠凝敘說死去以後，有五個和尚同時被閻王查閱。有壹和尚是寶明寺智聖，因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壹和尚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涅磐亦升天堂，有壹和尚稱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楞覺華嚴》，領眾千人。閻王說：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淩物，比丘（和尚）中第壹忿行，今唯試坐禪誦經。晏謨最說：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王下令交付有司處理，立刻有穿青衣者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乎不是好去處。
有壹和尚稱是禪林寺遒弘，自稱教化四輩檀越，造壹切經，人中象十驅。閻王說：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誌在禪誦，不幹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象，正欲得人財物。既得它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有司，與曇謨最進了同壹黑門。有壹和尚，說是靈覺寺寶明，自稱：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王聽後說道：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有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後聽說後，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立刻造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等問及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確有其人。後惠凝入白鹿山，隱居修道。而此後，京都和尚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這是壹則關於佛教神話的小說，這反映了北朝佛教重禪誦苦行，而不好講經說理的事實。又本書卷三菩提寺條記崔涵之事：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裏。沙門（此指和尚）達多發冢取磚，得壹人以進。時太後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婿範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為異也。後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供，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裏。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
後即遣門下錄事（官名）張秀攜詣阜財裏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少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
後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在門前點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桃枝，傳說可以避邪。），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乎速去，可得無殃丨涵遂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壹具。涵性畏日，不敢依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逵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以上兩例都屬神怪壹類性質的小說。作者寫來，有憑有據，好似確有其事。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
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誌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城妄之別矣。這段話也可用來解釋象楊之這樣對史料嚴肅之人，何以會記載這麽多鬼怪之事。此外，作者還記述了許多風俗習慣、藝文趣事，既開拓了人們的視野，讀來也饒有風味。如卷三報德寺條記南朝王肅投魏之後的事：’
王肅初到北魏，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平時吃飯常喝鯽魚奠，渴時喝茶。洛陽士子說王肅壹飲壹鬥，故稱之為漏尼。幾年以後，王肅與孝文帝***餐，食羊肉酪粥甚多。孝文帝很奇怪，對他說：卿中〔指中原，此指漢人）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王肅回答說：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指茶）不中，與酪作奴。孝文帝大笑，因舉酒說：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禦史中丞李彪說：沽酒老嫗註酒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說：吳人浮水自雲工，妓兒擲絕在虛空。彭城王元勰說：臣始解此字是4習’字。於是，孝文帝即以金鍾賜李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後來彭城王對王肅說：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王肅回答：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又說：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人們又稱茗飲（指茶）為酪奴。
在南北朝時，由於南北分立，南人稱北人為胡或索虜，北人稱南人為夷或島夷。這則故事反映了當時的這種地域或種族偏見。王肅的回答自有諂媚的壹面，醉心漢化的孝文帝以為習慣使然，故他特設壹習字謎（習古為）為酒令，使群臣自猜。暗示他們不要反對漢化。其用心之良苦，可見壹斑。另卷四法雲寺條，有王子坊壹節記元琛等人之奢侈寫道：元琛在秦州，多無政績，他遣使至波斯，求得千裏馬號追風赤驥，日行七百裏者十余匹。皆以銀為槽，以金為鎖環。故諸王服其豪富。他公開對人說：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掖，畫卵雕新。
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又說：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時章武王元融見元琛的豪富氣派，氣得大病壹場，還家臥三日不起。故事寫的形象生動，入木三分。同卷還記胡太後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後賜百官負，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元）融與陳留侯李崇負過任，蹶倒傷踝。太後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嘲笑了二人的貪得無厭。
又法雲寺中寫壹位善吹軍歌的音樂家田僧超，追隨征西將軍崔延伯作戰，每次臨陣僧超為《壯士聲》，甲胄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後來，敵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不久，延伯為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壹時潰敗。田僧超的笳聲，能使軍兵鼓足勇氣，使主將如入無人之境。而僧超壹旦被射殺，則主將死，全軍潰。極盡藝術誇張之能事。
總之，《洛陽伽藍記》文史並重，不僅談神說怪，獵奇拾遺，而且敘述婉轉有致，文辭清新秀麗，富於小說趣味。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小說從魏晉，中經南北朝，到唐宋的歷史演變過程。
有目前流行的各種版本中，以範祥雍的《洛陽伽藍記校註》為較好的版本，此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