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以為清代詩文皆趨衰落，獨詞“駕元明而上”；朱孝臧以為清詞“獨到之處，雖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詞鈔序》引)。
有些學者認為：“清詞特點可概括為三點：第壹，作者多。清詞總集，舊有王昶的《國朝詞綜》，黃燮清的《國朝詞綜續編》等。今人陳乃乾編《清名家詞》初編已刊印著名詞人的專集 100種；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入選的詞人有3196人。詞人之多，大大超過前代。更重要的,不僅詞人數量多,而且作品確有較高質量的也不少。第二，立論高。“常州派”在詞的創作和批評方面的理論都是眼界較高的，較諸前代有發展。其他清代詞人的論詞文章或詞話，也不乏獨到之言。這對於近代幾部精彩的詞話的出現，有直接的影響。詞的理論的發展,壹方面對清詞的創作有促進作用;壹方面也是在清詞的創作成就的基礎上作出的經驗體會的總結。第三，功夫細。清代詞人，無論取法哪壹家、哪壹派，都不完全局限於此，而是博參約取，用功細密；不以模擬為滿足，力求出新變化，有所創造。他們在詞的意境上受到種種局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藝術技巧方面的細微功夫,在詞的發展史上,不愧是後來居上的。”
清詞作者多的原因主要有：首先，由於明末雲間詞派影響，清初文人填詞蔚然成風；其次，明清鼎革，文字獄橫行，文人寫詩作文動輒得咎，大量文人就將才學轉投入填詞；第三，宋代之後，詞樂失傳，填詞成為案頭文學，使得文人所受束縛大大減小，填詞自由大大增加。第四，康熙皇帝利用壹些詞人聲望，將填詞也納入正統文化，使得詞的地位在官方認可方面得到提升。等等。
雖然因為這些原因使得詞人和詞作大增，但是數量不能決定壹切。清詞人雖多，但是能與宋詞名家相媲美者屈指可數，這中間還有個別詞人大量因襲前人詩詞成句，使得詞藝地位更受動搖。相比宋詞，明末詞和清詞數量
上的優勢絲毫不能挽救質量上的劣勢。清詞功夫雖細，但是卻流於瑣碎，與宋詞相比，亦無回天之力。立論雖高，卻也只是眼高手低，試圖推尊詞體，卻力不從心。
綜合而言，清詞雖然號稱中興，總體成就卻只能是二流，高過總體成就三流之明詞，卻低於成就壹流之宋詞。 部分清詞研究者將宋詞作為詞的開花期，將清詞作為詞的結果期，這是沒有文藝上的依據的。以上只是總體上的比較，若從個體上分析，明末詞與清詞中婉約詞壹派，尚有明末陳子龍與清初納蘭性德、清末蔣春霖可媲美宋詞婉約名家。尤其是陳子龍後期詞集《湘真閣存稿》更是當行本身，含剛健於婀娜，深得李煜詞與北宋詞之精髓；納蘭詞中精品之作哀感頑艷，韻格在“花間”、北宋之間，這兩大高手算是明清詞人中罕見的亮點。
至於陳維崧主盟的豪放壹脈與朱彜尊主盟的清空壹脈之成就，後世爭議教大，但不管是稱贊者還是貶低者，均認為他們遜於蘇軾、辛棄疾與姜夔。晚清詞壇領袖譚獻（1832-1901）總結明清二代詞壇，最推崇者恰也只有陳子龍和納蘭性德：“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壹，飲水（納蘭）次之。”其次則推崇蔣春霖與項廷紀：“閱蔣鹿潭（蔣春霖）《水雲樓詞》，婉約深至，時造虛渾，要為第壹流矣。閱項蓮生（項廷紀）《憶雲詞》，篇旨清峻，托體甚高，壹掃浙中喘膩破碎之習。蓮生仰窺北宋，而天賦殊近南唐。丁稿壹卷，遍和五代詞，合者果無愧色。”其他人俱被譚獻列入“尚非上乘”（以上評價均見於譚獻《復堂日記（戊辰年）》，後譚獻關門弟子徐珂整理其零散詞評和詞序，合為《復堂詞話》，譚獻晚年審閱定稿。）
後代對清詞之識見，難超譚獻。王國維《人間詞話》在“境界說”等方面價值雖大，但在評價明清詞人時，卻難免義理粗疏，英雄欺人，更因個人偏嗜而任意詆毀壹些詞人，有失大家風範；梁啟超並非評詞專家；朱祖謀為常州派後勁，在填詞和校勘典籍方面貢獻不小，但是門戶之見較深，以學問評詞，脫離文本解讀，胡適全盤否認明清詞，更是武斷粗暴。他們對清詞的認識均不及譚獻清醒。但由於譚獻逝世於1901年，因此對清末民國初重要的幾位詞人朱祖謀（朱孝臧）、王鵬運、況周頤、鄭文焯、文廷式、王國維等人無法進行客觀評價，只是在《復堂詞話》中偶爾評論其中數位，卻並未對他們的地位進行評價，而且譚獻去世之後，這些詞人中的創作還延續了長短不長的時間，譚獻無法為他們“蓋棺定論”，這壹點是必須註意的。此外，譚獻的評價無法避免門戶之見，雖然他並未過分推崇常州派先輩的地位，但是卻否認了陽羨派和浙西派的所有詞人之地位，認為他們“俱非上乘”，似難服眾。但是，後代著名詞評家也大多沒有對陽羨派和浙西派進行高度評價。明末詞和清詞整體不如宋詞甚多，是不爭的事實，高手也僅限於婉約派屈指可數的三四個，且無法超越宋詞相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