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壹番情調，夠別致、夠浪漫的吧？所以他不禁要自問該不該算個詩人了。回答無疑是肯定的。因為：自古詩人多飲灑，李白鬥灑詩百篇，杜甫灑量不在李白之下。現在，滿襟衣的灑痕，正說明自己與“詩仙”、“詩聖”同壹嗜好。騎驢，也是詩人的雅興，李賀騎驢帶小童出外尋詩，不是眾所周知的佳話嗎？而今自己“細雨騎驢”入得劍門關來。這樣，以詩人自命，真可謂名副其實了。
但何以又“無處不消魂”棗默然神傷呢？這就涉及陸遊的壹貫追求和當時處境了。他生於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誌在恢復中原，寫詩只是他抒寫懷抱的壹種方式。然而報國無門，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陜西前線，過上壹段“鐵馬秋風”的軍旅生活，現在又要去後方充任閑職，重做紙上談兵的詩人了。這叫人怎麽能甘心呢！
所以，“此身全是詩人未？”並非這位愛國誌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無可奈何的自嘲、自嘆。試想，如果不是故作詼諧，誰會把騎驢飲酒認真看作詩人的標誌？親愛的讀者，請透過詩人幽默、瀟灑的語調，去觸摸、古籍他那顆苦痛心靈的震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