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壹表述如果從遣詞造句來看，與《荀子·大略》相去較遠。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來自元人胡炳文（1250～1333）的《純正蒙求》，其書卷上《夫婦之倫》“魯人閉門，顏叔秉燭”句下自註，有雲：“魯柳下惠，姓展名禽，遠行夜宿郭門外。時大寒，忽有女子來托宿，惠恐其凍死，乃坐之於懷，以衣覆之，至曉不為亂。魯有獨處室者，鄰有嫠婦。夜暴風雨，室壞，趨而托之。”[2]其後，元明之際陶宗儀（1329～?1421）的《輟耕錄》卷四《不亂附妾》因襲這壹表述：“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於懷，至曉不為亂。” ——由此，懷疑論者提出，“坐懷不亂”是“到了1000多年後的元代，才有了故事細節”。
然而，這壹表述是不是“坐懷不亂”作為成語典故的最早出處呢？
漢代至南北朝時期的“嫗不逮門之女”，明顯的特征是經歷了壹個“形象重塑”的歷程。這個過程發端於對兩性關系的想象，具體地說，是對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之際兩性關系的想象。勿庸置疑，在這種想象中，柳下惠應該是壹個道德自制力非常強的“貞男”。有了漢代以來的形象重塑作為基礎，柳下惠坐懷不亂也更多地進入類書或具有類書性質的蒙學、勸世讀物、文人筆記等，“坐懷不亂”得到了情節細化，有了完整的表述，作為壹個具有教化功能的“典故”開始定型。這壹過程至遲發生在唐代初期，我們可以從古代類書中探其蹤跡。
在傳統類書的表達中，柳下惠坐懷不亂的相關記述較少，如唐代類書《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宋代類書《太平禦覽》等，涉及柳下惠的記載，均與坐懷不亂關系不大。宋代類書《冊府元龜》卷六百六十壹《奉使部·守節》、卷七百六十九《總錄部·自述》、卷八百三十《總錄部·論議第二》的引述與之相關，卷七百八十壹《總錄部·節操》對《詩·小雅·巷伯篇》毛亨傳魯男子的文字有完整的轉錄。
但是，柳下惠坐懷不亂的傳統表達與後世相比，從語言措詞和情節描繪，都有明顯的差別，不能確定為坐懷不亂作為典故開始定型的出處。真正解決這壹問題，我們要借助新資料的發現。二十世紀新發現的黑水城類書文獻《類林》、敦煌類書文獻《語對》，為我們提供了充分的證據，最終使這壹問題獲得定讞。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藏西夏時代黑水城西夏文文獻《類林》，是沙俄軍隊上校、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科茲洛夫（P?K?Kozlov）率領的探險隊於1909年在內蒙古黑水城遺址（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境內）發現的，其漢文原本是唐代於立政（627～679）編撰的壹部私家類書，今人王三慶認為成於唐顯慶元年至乾封元年間（656～666）。
《類林》作為最古老的壹派類書，近壹個世紀以來相繼發現了多種抄本，如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敦煌伯二六三五號殘卷、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藏敦煌九七零、六壹壹六號殘卷；或改編過的抄本，如日本真福寺所藏《琱玉集》殘卷、日本高山寺藏無名類書殘卷、英國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斯二零七二號殘卷，以及金代王朋壽編《增廣分門類林雜說》（近人劉承幹刊《嘉業堂叢書》本）等，但相對最為完整的本子則是西夏文本，編號為壹二五——壹三壹、二六二五、六四四四、六六八六。“西夏譯《類林》為刻本，紙高二十五公分，闊十五?五公分，版框高十八?四公分，闊十二?七公分，分卷蝴蝶裝，每半頁七行，行十五至十七字不等，版心上部有西夏文書題‘類林’二字，卷三、卷四、卷七之後有西夏年款‘乾佑十二年所刻’，據此可以知道刊行年份是宋淳熙八年（壹壹八壹）。”[3]經過中外學者如前蘇聯西夏學家克萍、中國學者史金波等人的研究，《類林》復原研究取得了顯著進展。史金波等著《類林研究》代表了該項研究的最新成果，使這壹私家類書重光於世。但關於柳下惠坐懷不亂的記述，它本皆佚，僅見於西夏文本。彌足珍貴。西夏文《類林》卷第六《貞潔篇》關於柳下惠的記述見於刻本第六頁A、B面，***六行，漢文對譯如後（“/”表示折行；“<>”表示無法用漢語對應的虛詞）：
柳下惠姓氏尹名禽謂魯國人是遠行/
<>往夜下城外後<>宿立便壹女小/
來***壹處<>住此夜寒苦故尹禽女小/
<>凍而死恐懷中<>坐令衣以包蓋天/
曉上至亦禮非不行周朝人是此事史/
記文中說[4]
由於西夏語特有的語法特點，研究者又對上引對譯文進行了通譯：
柳下惠姓尹名禽，魯國人也。出遠行，夜宿城門之下，忽壹少女至，***居壹處。是夜苦寒，尹禽恐少女凍殺，乃使坐懷中，以衣覆之至旦，而不行非禮。周時人。此事《史記》中說。[5]
正如類林的漢譯者已經指出的，“‘尹’為‘展’字形訛”[6]，所謂的“姓氏尹名禽”、“姓尹名禽”，當然是“姓氏展名禽”“姓展名禽”之訛。顯然，這個描述與其前的各種官方類書無直接關系。從其漢文譯文來看，柳下惠坐懷不亂已經具備了完整的情節。誠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類林》的作者似乎不大因襲前人的成文，而是習慣於用自己的語言轉述史實。研究者指出：“不過值得註意的是，於立政引用古書的原則大概是重事而不重文，如果取原引書和《類林》對校，就可以發現大量的語句乃至內容的歧異。這顯然說明於立政並沒有如實照錄古書，而可能是僅記下故事的梗概，甚至把整則故事都重新編排後再轉述出來。由此可以推想到，作者最初的目的並不壹定是要編書，而大約是在讀書時隨手記下自己認為合用的材料，想逐漸形成壹份典故匯編，以備日後翻檢方便。久而久之，故事積累得多了，作者便想到把它們分門別類，統壹抄錄，於是成了《類林》這樣壹部書。”[7]如此說來，《類林》應該是“坐懷不亂”定型化的重要節目。那麽，坐懷不亂的定型，自可追溯到《類林》成書的唐代初年。但是，作為經過兩次轉譯（漢文—西夏文—漢文）的文獻，也難保不會丟失原始信息，況且，上述漢文譯文也難免會受到後世傳世文獻的影響，因此，特別是在遣詞造句上，我們已經無法看到《類林》漢文原文對柳下惠坐懷不亂的表述與後世其他文本的傳承關系。這個問題要到敦煌文獻裏去求得解決。
英國、法國藏中晚唐時代敦煌漢文文獻《語對》，是英國探險家斯坦因（MarcAurelStein1862～1943）、法國探險家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分別從敦煌發現並取得的古類書，原書失名，臺北王三慶先生研究後命名為《語對》，並論定其創作時間約在唐神龍至景雲年間（705～710）。[8]
作為古類書的壹種，《語對》不見於流傳，僅見於敦煌文書，同為壹書的抄件有：斯七九、伯四六三六、伯二五二四、斯二五八八、斯七八、伯四八七○。其中斯二五八八、伯四八七○、伯四六三六與斯七九屬同壹寫本，而今斷裂為四，分藏於巴黎、倫敦兩地，此壹系列可視為原本，其中伯四六三六與斯七九可直接拼合。伯二五二四與斯七八分別為其後不同的抄本。《語對》形式為分類記事，條目用大字，記事用雙行小字。
敦煌文獻《語對》保存柳下惠坐懷不亂事跡的，是斯七九號、伯二五二四號文書。斯七九號文書存三紙余粘合成卷，“‘貞男’類壹行，其‘顏叔子’起至‘宋弘’***四辭條，又逢紙張接縫，***計十七行。最後壹紙則有‘宋弘’條下註文壹行，類隔間距壹行。”[9]四個辭條依次為顏叔子、柳下惠、楊秉、宋弘，其中柳下惠壹條是：
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也。夜歸不及舍，郭門宿。又有女子來同。時大寒，坐女懷中，以衣覆之，至曉，不為淫亂。[10]
《語對》把顏叔子、柳下惠、楊秉、宋弘並列為“貞男”，與此前的《類林》具有明顯的承繼關系。
伯二五二四號文書是據前壹文書的抄錄本，因此其《貞男》部類亦有載錄，只是文字有節略之處。但關於柳下惠的壹段，文字完全相同，說明過錄過程中未作改易，亦未發生錯訛。
可以發現，敦煌文書的這段文字，對柳下惠“坐懷不亂”的場景進行了具體的描述。如果我們仔細審視其中的關鍵詞句，就會發現後世作為恒言成語的“坐懷不亂”已經完全置身其中。試看其文（為引用者所加）：
時大寒，坐女懷中，以衣覆之，至曉，不為淫亂。
應該說，這是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明確定型。至此，柳下惠覆寒女的行動徹底完成了由“不稱其亂”到“不為淫亂”的實質轉變。
其實，前人的描述中已經有了這個場景的主要元素，試與先秦至西漢時期的表述進行比較，如：“門”（《荀子·大略》）、“後門”（《孔子家語·好生》、《詩·巷伯》毛亨傳）——“郭門”；“寒”——“大寒”；“覆寒女”（《列女傳·齊虞威姬》）——“以衣覆之”；等等。[11]只是“不稱其亂”（《孔子家語·好生》、《詩·巷伯》毛亨傳）更明確變成了“不為淫亂”。另外，王三慶先生指出，《語對》的淵源可能來自《類林》，雖然《類林》的漢文原本已經佚失，我們如果核對壹下，自然發現《語對》壹定沿襲了《類林》的文字。
黑水城西夏文文獻《類林》的翻譯刊刻，其時是在西夏乾佑十二年，亦即宋淳熙八年（1181），說明該書此時在中土流行正廣。西夏王朝是黨項羌族於唐以後在中國西北崛起建立的少數民族王朝（1038～1227），國號大夏，世稱西夏，先後同北宋、南宋、遼、金對峙，滅於蒙古帝國。西夏王朝在漢藏文化影響下，創立了獨特而發達的西夏文化。西夏文文獻中出現了柳下惠坐懷不亂的記載，本身還說明這壹聖賢事跡進入了少數民族文化領域，與西夏王朝提倡儒學息息相關。這也是需要特別指出的。
到了金代，《類林》又有新的增補，以《增廣分門類林雜說》的名目出現。元代胡炳文的《純正蒙求》壹書，完全是因襲《類林》、《語對》“坐懷不亂”的記述。可見，並不是文獻懷疑論者想象的那樣，“坐懷不亂”是“到了1000多年後的元代，才有了故事細節”，而是唐代初期已經定型，後世更以四字定格的形式確定下來，成為廣為流傳的典故。隨著這壹定型，“坐懷不亂”這壹典故從字面上徹底淹沒了原初的意義，由壹個勇於救人的故事，變成了壹個兩性關系的楷模，並為後世所接受。
那麽，我們如何理解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或“坐懷不亂”的事實真相呢？如果既不“求之過深”也不“過度闡釋”，柳下惠的舉動其實可以壹言以蔽之：救人。這壹行動本來是超越時代和地域的值得贊賞的行動，具有普世價值。但是，這件事情是壹個在“非常條件”下“救人”的舉動，不幸被貼上“不亂”的標簽，從而引發了後世各種不經的猜測和議論。
收束全文，我的結論是：柳下惠坐懷不亂最早的出處，可以追溯到初年已經孟子之前已經成型的《孔子家語》壹書。其後，《孟子》、《荀子》的記載也與此有關。漢代開始，柳下惠坐懷不亂經歷了壹個形象重塑和內涵轉換的過程，至少在唐代初期，成為與今天的講述完全壹致的“典故”而廣泛傳播。柳下惠坐懷不亂的事跡，成為近三千年來膾炙人口的道德故事。在近三千年的傳播與演進過程中，“嫗不逮門之女”演化成“坐懷不亂”，是語言表達的簡潔化，這壹簡潔化掩蓋了背後的歷史真相，但是“坐懷不亂”作為壹個史實是勿庸置疑的，並不是象本文開頭提及的質疑論者所說的那樣，“是壹個流傳了上千年的美麗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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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辭源》縮印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23頁。以字帶詞，兼有字典、語文詞典和百科詞典功能的大型綜合性辭典《辭海》關於“坐懷不亂”的解釋，也是這個意思：“形容男子在兩性關系上品格高尚。”見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頁。《現代成語詞典》解釋為：亂，淫亂。“坐懷不亂”後指心地純粹清白的人在男女關系上，光明正大。
[2]元·胡炳文《純正蒙求》卷上《夫婦之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著《類林研究》“前言”，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頁。
[4]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著《類林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頁。
[5]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著《類林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頁。
[6]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著《類林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頁。
[7]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著《類林研究》“前言”，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頁。
[8]王三慶：《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頁；並可參看氏撰《“古類書”伯二五二四號及其復抄寫卷之研究》，載《敦煌學》第9輯，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敦煌學會1985年版，第63～81頁。
[9]王三慶：《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第壹章《敦煌本古類書—語對—伯二五二四號及其復本寫卷之研究》第二節《“語對”伯二五二四號及其復本寫卷之研究》，第7頁。
[10]均依據王三慶的釋文，並據圖版對標點略有調整。參看氏著《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校箋篇”，第頁。原文四條，不分段。另外二條，斯七九“楊秉”條：“宋弘”條：另可參看見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壹卷，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頁。
[11]這個定型的過程還可能對《呂氏春秋》有所取資。《呂氏春秋·恃君覽·長利篇》記述了壹件墨家弟子戎夷的事跡，似乎對“坐懷不亂”的細節化起了壹定作用：“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壹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