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培翚（1782～1849），字載屏，號竹村，安徽績溪人。胡匡衷之孫，胡秉欽之子。培翚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舉進士，後官至內閣中書，轉戶部廣東司主事。浮沈郎署，因無知遇而拔擢之者，故不得大顯。然其居官勤且處事密，故時人有稱其治官如治經者，壹字不肯放過。其為人廉直，“絕不受胥吏財賄；而扶隱指弊，胥吏鹹憚之”[1]。後假照案發，司員失察者數十人，胡培翚及蔡紹江雖無所汙，終因隨同畫諾，被鐫級歸裏。後為東南大吏所延聘，胡培翚歷主博山、臯比、鐘山、惜陰、雲間、婁東、涇川諸書院，又自立東山書院，汲汲以引翼後進為己任。士飫其教，從學者百數十人，成材者不乏其人，汪士鐸即其佼佼者，甚為曾國藩所器重。培翚不僅引翼後進，且篤於友誼。郝懿行、胡承珙之遺書，即賴其為之付刻。培翚壹生雖不得大顯，但其於學卻孜孜以求，自少至老，研幾探微，勵學不倦。
胡培翚為學，幼承家訓，頗得治學之要。按績溪胡氏，自明諸生東峰以來，世傳經學。延至培翚祖匡衷，尤精於禮，故培翚得以聞其緒言。及培翚十三歲時，從學於從祖父匡憲，獲益良多，他亦自稱沐匡憲之教最深，是知其為學淵源矣。且皖中江、戴之遺風未泯，治經者壹循家法，亦對胡培翚治學影響不少。加之胡培翚博聞篤誌，廣交士林學者，故其多能納諸人所長，發人所未發，卓有獨見。他曾言：“培翚年二十余始知厲學，廣學師友，見有方正博聞之士，必就諮訪。”[2]正是這壹廣博的為學胸襟，使胡培翚得以掃除門戶之見，博采諸儒為學所長，融會貫通，建構起自己的思想框架。胡培翚幼既得祖父禮學熏陶，及其從學淩廷堪，邃精《三禮》。他又曾問學夏郎齋、汪萊，其學力益深。他如江筠、方體、胡承珙、朱蘭坡，亦對培翚多所啟益。至同他壹起考定鄭康成生年之人，如陳用光、朱珔、徐璈、光聰諧、張成孫、蔣廷恩、陳奐、陳兆熊、馮啟蓁、魏源諸人，更是知己同調，為學頗能相互促進。正是濡染於這些師友的資益，胡培翚治學，日益大進。
就其為學宗尚而言，胡培翚承其祖父不茍與先儒同異、實事求是、以經證經之旨，立學意在貫通，不標門戶。在《答趙生炳文論漢學宋學書》中，胡培翚指出：“人之言曰：‘漢學詳於訓詁名物，宋學詳於義理。’以是歧漢宋而二之，非也。漢之儒者，未嘗不講求義理，宋之儒者，未嘗不講求訓詁名物。義理即從訓詁名物而出者也，特漢承秦焚書之後，典籍散亡，老師宿儒之傳不絕如線。漢儒網羅搜討，務期博采而兼收之，故於名物訓詁特許。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昧，正學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為急，此亦運會使然，非其有偏重也。……宋之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遺乎小。”然而前儒這壹為學特點，卻被後人曲解，至使“得其糟粕，耳食空談，壹切儒先古誼輕於背棄，以致聲音訓詁之不詳，而訛文脫字日多，制度名物之不講，而蔑古荒經者眾。”有鑒於此，胡培翚強調道：“以孔門之教論之，漢儒先博學致知，而不廢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於博學。考據之學，則又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致知者也。以漢學為難，得其門徑，亦非難；以宋學為易，則誠有非者也。”[3]又曰：“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不為向壁虛造之談。歷魏晉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時周、程、張、朱諸子，講明義理，而名物制度猶必以漢儒為宗。”[4]即此可見，胡培翚之超出門戶之見，兼采漢、宋諸儒所長，其識見是相當卓越的。
基於以上學行及為學宗尚，胡培翚乃得以完成《儀禮》學巨著《儀禮正義》四十卷。此集大成之作的完成，標誌著《儀禮》學新局面的開啟。然就此書的撰作過程來看，其成書實非易事。觀胡培翚之致力於此，前後歷四十余年，窮思極研，俯仰其間，頗有壹段艱辛歷程。先是，其祖父匡衷致力於禮學之探討，著有《三禮劄記》、《周禮井田圖考》、《儀禮釋官》、《鄭氏儀禮目錄校證》等，其中，後兩種尤顯其禮學根底。就《儀禮釋官》而言，其意乃在於明侯國之官制也。胡匡衷指出：“自泰古輔有三名，厥後雲鳥之紀，代重其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詳不可得聞。至於《周官》三百六十，詳且備矣，然皆紀天子之官，而諸侯之官弗傳。春秋列國之官，莫詳《左氏傳》，而往往出東遷後，所僭設不盡可據。惟《儀禮》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諸篇，皆諸侯之禮。而其官名與《周禮》或異或同，因而考之。侯國之制，略具於斯。司徒為宰，執政之官也。……余不揆檮昧，取註疏之說，究其得失，略者補之，疑者正之；又復搜取諸經所載侯國官制，編附於後，廣《儀禮》所未備，庶以見有周壹代侯國設官分職之大略雲耳。”[5]是書之作，雖非所論皆精，然能如此系統地考侯國之官，卻系開山之作。吳廷燮嘗論之曰：“按胡氏以《周禮》所紀，皆天子之官，特詳考《儀禮》諸篇所見諸侯國之官，分別臚列，根據註疏，采摭其他經傳，次第詁釋，用心殊苦。……特是書於諸篇，所有官名，皆能指事類情，……洵為有見。至春秋強國置官之僭，……又豈得以其僭而削之。此又論侯國官職者，所當識別也。”[6]洵為持平之論。又匡衷嘗就散見於三禮疏中的鄭玄《儀禮目錄》，集而出之，並校其訛字，且引諸儒說附證於後，每經各為壹卷。胡匡衷這壹對禮的考究，遂開胡培翚治《儀禮》之先聲。胡培翚既承其訓，自然有所啟發。及匡衷書成，胡培翚為之付梓，且囑洪鐸為之校。洪鐸因謂培翚，當取匡衷所集《目錄》，冠諸簡首，俾閱者知十七篇之屬，而官之屬諸侯屬大夫士者，益易曉。培翚采其言，錄付剞劂。這壹過程，無疑對胡培翚研禮極有促進。後胡培翚再受禮於淩廷堪，以前此根基，益有所得。然此時，胡培翚尚屬問學階段，雖有感於治《儀禮》者少，但還沒開始專意於此。其《復夏郎齋書》稱：“比入都來，見為《毛詩》學者，尚不乏人。獨《三禮》之書，講求者少，因校《儀禮釋官》，取全經復讀之，而賈氏之疏，疏略失經、註意者，視孔《詩》疏更甚，頗有重疏《儀禮》誌，然此事甚大，非淺學所能任。而以昔日粗聞於先祖及丁卯、戊辰間（指1807~1808年——引者註）從次師（按即淩次仲先生）遊，竊窺塗徑，又有未敢自諉者。”[7]又其《石埭訓導汪先生行略》自稱：“時（指在京師時——引者註）方讀《周禮疏》，即舉所疑以問，先生（指汪萊——引者註）為言鄭註若何，賈疏若何。不惟詳其義，並誦其辭。私以為偶然熟是條耳，及數問皆然。驚然起敬，遂介郡學夏師（指夏郎齋——引者註）受業焉。”[8]是知培翚之有誌於《儀禮》，乃因緣於校《儀禮釋官》而疑賈疏之弊，因欲有誌為之新疏。
方向既定，胡培翚遂於二十五歲之後。致力於《儀禮》之考究，勾稽排纂，旁搜博證，矻矻求之，不間寒暑。他嘗言：“嘉慶甲戌（1814年——引者註），培翚在都，館於君（指胡承珙——引者註）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昕夕與君談論。”[9]其《與羅椒生書》曰：“賈氏之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註而失註意。《正義》間亦辨正，然必悉加駁辨，恐卷帙繁多，有失輕重之宜，因制為《儀禮賈疏訂疑》壹書。又宮室制度非講明有素，則讀《儀禮》時，先於行禮方位盲然，安問其他。今以朝制、廟制、寢制為綱，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為目；又學制則分別庠、序，館制則分別公館、私館，皆先將宮室考訂，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禮，條系於後，名曰《宮室提綱》，冠於《正義》之首。又陸氏《經典釋文》於《儀禮》頗略，擬取各經音義，及《集釋》以後各家音切，依次補錄，名曰《儀禮釋文校補》，草創未就。”[10]這是其考訂階段。此後，胡培翚再加精研，漸有所著。胡肇智嘗曰：“道光乙巳（1845年——引者註），智奉諱南歸，見《喪服經傳》、《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四篇已成。《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諸篇，草稿粗具。其余各篇，皆經考訂，尚未排比。先叔父（指胡培翚——引者註）初意專解《喪服》，故從喪、祭諸禮起手也。”[11]這是胡培翚為《儀禮正義》成型階段。嗣後，胡培翚雖患風痹，猶力疾從事，以左手作書，又以族侄肇昕素留心經學，乃引之助校。如此幾年，用力不懈。至辭世前，胡培翚尚致書肇智，稱：“假我數月，全書可成。”[12]可惜的是，這壹願望未及實現，他便謝世，致使遺留下《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未成完帙。此後，其弟子楊大堉據胡肇昕所采輯諸說以為底本，補纂成之，以“堉案”及“肇昕雲”以區別，遂將胡培翚夙願付諸實現。雖其體例與原書時有未合，畢竟得聞培翚緒言，基本符合培翚之意。嗣後，黃元同嘗貽書培翚從弟培系，勉以改訂，卒不果。
與《儀禮正義》相發明，胡培翚所著《研六室文鈔》中，於禮亦多所闡發。如卷壹之《儀禮為人後者為其本宗服述》、《儀禮士冠禮韡韐註正讀》、《六經作自周公論》、《井田論》；卷二之《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考》、《大夫二朝考》、《東夾西夾考》、《校儀禮聘禮及郊註脫字》；卷三之《儀禮非後人偽撰辨》、《禮記寢東首於北牖下辨》、《儀禮喪服記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解》、《周禮嫁殤說》、《儀禮姑姊姊妹說》、《養母不宜服斬衰三年議》；卷四之《與郝農部論廟寢書》、《與費耕亭論繼父服書》、《與陳碩甫論禘祫及國語註書》；卷五之《答洪筠軒論燕寢書》、《答張阮林論燕寢書》、《答家墨莊論燕寢書》、《答包孟開論燕寢書》、《答湯茗孫論本生祖服書》、《答章生遇鴻問韋弁書》；卷六之《讀<儀禮私記>序》；卷七之《<儀禮集釋>書後》、《<儀禮經註校本>書後》等，所論皆足與《儀禮正義》相印證。胡培翚此書，乃主涇川書院時所成，其主導思想在於探討有關經義諸問題。胡先翰、先頖嘗曰：“翰等間請梓其著述，吾師謂所著書尚須改訂，惟說經之文，久思就正四方有道，而苦鈔寫不及，若以刻代鈔，其可。於是出所作古文，命擇其有關經義者，得八十余篇，編為《研六室文鈔》十卷，授之剞劂；其無關經義者，雖已傳於外，概命勿付梓。……其解經不尚新奇，不事穿鑿，惟以經證經，心得最多。”[13]即此可見，胡培翚之於《儀禮》，亦可謂審慎矣。
胡培翚之《儀禮正義》，主旨在以鄭註為宗，辨賈疏之不足，旁證博辨，輔翼鄭氏。羅惇衍曾指出：“績溪戶部胡先生，夙承家學，邃精《三禮》，以《儀禮》為周公作，有殘闕而無訛托，鄭註而後，惟唐賈氏公彥疏盛行，而賈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註而失註意，因參稽眾說，覃精研思，成《正義》若幹卷。”[14]陸建瀛亦稱：“《儀禮》經文古奧，世所罕習。鄭氏以前無註本，其後自賈疏外，傳者甚尠。蓋墨守者多涉穿鑿，師心者復病蕪陋，古典所存，幾成絕學。績溪胡農部撰《正義》，以鄭註為宗，而萃輯群言，辨析精密，洵足輔翼鄭氏，嘉惠來學。”[15]此乃胡培翚大旨所在。
然胡氏這壹基調的確立，實與其對《六經》及《儀禮》的認識密切相聯。在他看來，《六經》乃周公所作，而非出於後世。其辨之曰：“《六經》傳自孔氏，然後之儒者祗言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已，未嘗言作也。然則孔子以前，作之者誰歟？曰：周公也。……設非有周公作之於先，後人安從得其法以垂為經，孔子又安從刪之、定之、贊之、修之也哉！……孔子誌周公之誌，崇周公之學，欲以周公之治治天下，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及其所如不偶，退而修公之書，則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此其證也。”[16]
以此為基礎，胡培翚進而指出，《儀禮》並非後人偽撰。其言曰：“《儀禮》有經、有記、有傳，經制自周公，傳之孔子。記與傳則出於孔門七十子之徒之所為。……夫《儀禮》之書，敘次繁重，有必詳其原委而義始見者，非若他經之可以斷章取義也。故各書引其辭者頗少，然其儀文節次為諸經所稱引者多矣。……夫《三禮》之書，惟《儀禮》最精。自諸侯去籍，而後禮文散逸，五家之傳不絕如線。以為殘缺不全，固有之矣。若以為出後人之撰輯，則未有也；且其書亦非後人所能撰輯也。……培翚初治是經，每於靜夜無人時，取各篇熟讀之，覺其中器物陳設之多，行禮節次之密，升降揖讓裼襲之繁，無不條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壹氣貫註，有欲增減壹字不得者。嗚呼！此豈後儒所能綴輯也哉！……夫自昔疑《儀禮》者，如樂史徐績之說，前人皆已辨之。今顧氏（指顧棟高——引者註）以各經未引及《儀禮》為疑，余恐讀經者少，而耳食附和，貿然不察，致使球圖彜器之重，漫與贗鼎同類，而***識之也，故不可以不辨。”[17]又其言曰：“然十七篇文詞古奧，而義例昭顯，親親尊尊之等殺存焉。未可任其稍有晦塞於其間，以致先聖制作之精意蔑如也。”[18]胡培翚此壹認識，乃承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朱子等人之說而起，以之作為其撰作《儀禮正義》的指導思想、立論的根本。
基於上述對《儀禮》的認識，胡培翚立為義例，指導自己的撰作。其要有四：“曰補註，補鄭君註所未備也。曰申註，申鄭君註義也。曰附註，近儒所說，雖異鄭恉，義可旁通，附而存之，廣異聞、佉專己也。曰訂註，鄭君註義偶有違失，詳為辨正，別是非、明折衷也。”[19]其實，胡培翚所定義例，並非僅此四項。胡肇智曾言：“惜書之義例，僅見於羅椒生先生序中數語，而其余皆不存。”[20]可見，胡培翚所定義例，除補註、申註、附註、訂註四例外，尚有其他義例。可惜的是，後人無從見原稿而得其詳。不過，今人段熙仲先生在點校《儀禮正義》時，從中輯出若幹適用於全書的通則，名之為“通例”。其目有四：阮之用鄭，猶胡之遵阮，壹也；善本是從，二也；旁征舊籍，分別異同，三也；章節分明，四也[21]。洵可備胡氏義例之壹助。
胡培翚義例的確定，並非空無依憑，而是有著壹定的思想學術緣由。其壹，與他對清初以來的治經成果的認識有關。其在《國朝詁經文鈔序》中曰：“其讀書卓識，超出前人，自辟塗徑，為歷代諸儒所未及者，約有數端：壹曰辨群經之偽。……壹曰存古籍之真。……壹曰發明微學。……壹曰廣求遺說。……壹曰駁正舊解。……壹曰創通大義。”[22]這壹對先前諸治經經驗的高度概括，實別具只眼。
其二，家學淵源。培翚之祖父匡衷著為《儀禮釋官》，嘗作《例言》，大略謂：“《周禮》以官為紀，《儀禮》以事為紀。而官因事見，節目較《周禮》更密，稱名較《周禮》更繁。……若此類糾紛錯出，不為疏通而證明之，則於尊卑繁雜之際，必多窒礙而不能展卷了然，以達於制作之意，亦足為讀是經者之病，故官制之釋非可已也”；“《儀禮》十七篇官制，既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節次詳略亦異，今分篇釋之。……若諸篇內有義同者，則註明見某篇以從簡”；“今每官以《周禮》序官推之，考其爵次，註於官名之下；而經文依次釋於名，其已著者不重出”；“《儀禮》鄭氏註最為精核，然官制亦間有疏失。……至賈氏之疏，依文敷衍，略少考證，而疑謬轉滋。今條列註疏於前，以己意疏釋於後，低壹格，用案字別之。其有經文無註疏，而關於經義者，亦為補釋”；“諸侯官制自《儀禮》、《左傳》、《戴記》為詳，其余諸經亦間有存者。……今惟壹以《周禮》官名考之，凡《儀禮》所未著而見於他經者，別輯為《侯國官制補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為《侯國職官表》壹卷，附於《釋官》之後，以備周代掌故焉。”[23]以上匡衷所制義例，培翚自然熟識於胸，從中定會多所啟發。
其三，對近代諸儒研治《儀禮》的體認。胡培翚在論汪中《儀禮經註校本》時，深有感觸地指出：“《儀禮》壹經，自漢註、唐疏外，解者甚希。自宋王安石廢罷不立學官，而習者益希。沿及明季，版本傳梓，訛文脫字，往往而是。國朝張稷若為《儀禮鄭註句讀》，始考正石本、監本誤字。厥後若吳東壁之《儀禮疑義》、沈冠雲之《儀禮小疏》、盛庸三之《儀禮集編》、戴東原之輯《儀禮集釋》，皆糾正誤字。而其專以校讎為編者，則有金璞園之《正訛》、浦聲之之《正字》、盧抱孫之《詳校》，至制府阮公《校勘記》出，益詳且備。……我朝諸儒於是經訂訛補脫，殆經十數家之搜考，至今日而此事大明。”[24]其《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曰：“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笥累重難攜，獨《儀禮》壹經。每日公事畢，輒纂壹、二條，成《古今文疏義》。……撮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有務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25]又其論朱蘭坡《國朝詁經文鈔》曰：“涇邑朱蘭坡先生，以許、鄭之精研，兼馬、班之麗藻，出入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二十八年。內府圖籍，外間所未見者，輒錄副本；又性好表章遺逸，宏獎士類，四方著述未經刊布者，多求審定。是博采本朝說經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異，分類編錄，名曰《詁經文鈔》。……尋其義例，宗主漢儒，惟收征實之文，不取蹈空之論。至於壹事數說，兼存並載，以資考證，蓋欲讀者因文通經，非因經存文也。”[26]而方體所著《儀禮今古文考正》、《儀禮古文考誤》二篇，胡培翚亦大加贊揚，謂可見經說之壹斑。凡此種種，無不使胡培翚多所啟益。胡培翚亦正是在對前儒時彥《儀禮》研究成果的體認中，博采諸儒所長，以己學再加發揮，是為《儀禮正義》義例之發凡。
與義例相應，胡培翚在取材方面，不僅有所宗主，亦能廣征博辨。其表現為：壹、胡培翚既以扶翼鄭氏為職誌，故對其所註《儀禮》版本，擇選甚嚴。他認為，黃丕烈士禮居重刻宋嚴州本最佳，因悉據錄之。於經文，則從唐石經。經、註凡有誤者，則改從它本，並註明於下。參校者計有明徐氏仿宋《儀禮》單註本、汪士鐘重刻單疏本、阮元校刊十三經註疏本、陳鳳梧篆書本、明國子監刊註疏本、汲古閣毛氏刊註疏本、李元陽閩本、葛氏刊本、清國子監重修本、張敦仁刊註疏本、漢石經殘字、歐陽修《集古錄》、謝子祥《三禮圖》等。二、凡分章節，多據張爾岐《儀禮鄭註句讀》、吳廷華《儀禮章句》，亦有所更易，期於暢明其旨。三、凡校刊文字、辨別今古文者，據張參、唐文度、張淳、盧文弨、金曰追、浦鏜、胡承珙、阮元等人所考，參互考辨，歸於壹是。四、凡有關通解《儀禮》全書及有關《儀禮》專著者，如賈公彥、李如圭、朱熹、魏了翁、敖繼公、清三禮館、淩廷堪、胡匡衷、江永、盛世佐、沈彤、褚寅亮、蔡德晉、王士讓、萬斯大、金榜、張惠言、胡頤煊、姜兆錫、吳廷華、任啟運、朱軾、程瑤田等所著，皆取其所長，以己意貫通之，使之了然可曉。五、凡《通誌》、《通考》、正史《禮儀誌》及通論禮之專著，有關禮儀名物制度者，悉加參考。六、凡群經傳疏、諸子、史地書、小學書、儒者治經劄記以及集部、類書有關者，亦旁采博征，多方搜討。諸如此類，不殫細舉。即此壹斑，亦略可窺見胡培翚治學之謹，識見之廣。
尤可稱道者，是他能於浩翰的文獻中疏理爬剔，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囊括眾長，發前人所未發。雖所論辨未必皆精，然從整體上來看，實無出其右者。其所成書，不唯總結《儀禮》研究成果，亦為後之研是經者，開辟了新的門徑。故羅惇衍論之曰：“……是非旁搜博考，神與古會，念釋所在，回翔反復，即器數以考誼理之存，使精融形釋，若親接古人而與之進退、酬酢於其間，亦安能抉經之心，析異同之見，以折衷壹是哉？余於茲識先生為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擇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鄭君自以年老，乞於禮堂寫定經說，後遂夢征起起，歲阨龍蛇。今先生亦力疾成書，書甫成而遽歸道山。後先之軌，千載同符。然則先生紹業鄭君，將於是在。”[27]吳廷燮亦曰：“搜采之博，鑒核之精，論說之持平，詁解之求是，實為治《儀禮》家所罕覯。……胡氏廣羅古今治《儀禮》者言，茲不備列。洵可謂集是經解詁研考之大成；而求聖作明述之精意，有功文教，殊匪淺鮮。……但就大體而論，自賈疏而後，尚無如是書之博大精深者，洵治禮家之傑作也。”[28]時人段熙仲更論之曰：“胡竹邨之著《儀禮新疏》，可謂盡博觀約取，取精用玄之能事。依其全書大例，凡所取材可分四類：或取之以申鄭註，或取之以訂鄭註，或取之以輔鄭註所未及，或取之以廣異聞，其說雖異於鄭註而仍可通則仍錄之。原文之有脫者則補之，訛者則正之，衍者則刪之，其倒互者則乙正之，皆有助於來學者之是其正、糾其非，釋疑存參。苦心孤詣，卓見特識，既不為官書而輕從偏見，又不為漢學、宋學門戶之見所囿。擇善而從，實為新疏之優點，亦為對賈疏不得不有所匡正之因由。”[29]以上諸人所論，可謂深得胡培翚《儀禮正義》大旨，亦體現出胡氏治《儀禮》之特色和學術價值。
然而，可惜的是，胡培翚差五篇未能完帙，後雖有楊大堉為之輯補，終因學力不及，不唯體例與前不合，識力亦遠不及培翚，致使《儀禮正義》未能盡善。
又此書成後，未能及時付梓，歷經周折，始得於同治戊辰（1868年）再度付之剞劂。其間，陸建瀛、光祖父子，及胡肇智甚有功焉。先是，陸建瀛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持節兩江，嘗延長州陳碩甫奐校勘郝氏《爾雅義疏》、金氏《求古錄禮說》、江氏《韻書》三種，以為家塾課讀，次第刊成。而胡培翚之《儀禮正義》因卷帙最繁，雖付剞劂，然工未竣，軍事遂起，此事遂被擱置。及鹹豐三年（1853年）陸建瀛戰死金陵，其家遷往山左，培翚之書雖在姑蘇刻局，亦無暇顧及。翌年，其家再遷袁江，建瀛之弟子岷方至蘇州取回。逮鹹豐九年（1859年），其家回歸故裏，又因難於運載，此書遂寄存於山陽壹友人處。中經撚軍起義，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建瀛之子光祖，於北行途中，再將此書取回挾至京寓。經此壹番周折，此書雖間有殘蝕，幸好不太嚴重。陸光祖從而為之補刻成帙。[30]胡培翚從侄肇智得悉陸光祖觀政比部，乃前往詢《儀禮正義》下落。喜聞此書已運至京師，遂請求以他物相易。陸光祖甚為慷慨，允其請。至此，流寓多年的《儀禮正義》，再度回歸故家，得以公之於世。[31]
綜觀以上所述，胡培翚於禮學興起之際，沿淩廷堪、阮元“以禮代理”之說而起，以家學為根底，發揚了淩廷堪禮學思想及阮元打破“疏不破註”的精神，將前此《儀禮》學成就再度深化；且其為學不標門戶，旁征博稽，精審細擇，務於融會貫通，暢發《儀禮》大旨，遂卓然成《儀禮》學之大著作《儀禮正義》。要之，《儀禮正義》之結撰，不僅集此前《儀禮》學研究之大成，亦有力地推動了禮學演進的歷程，於後繼者多所啟益。
[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第四編《學術》，《樸學》，《胡培翚》。
[2]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9，《石埭訓導汪先生行略》。
[3]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5，《答趙生炳元論漢學宋學書》。
[4]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6，《國朝詁經文鈔序》。
[5] 胡匡衷《儀禮釋官序》，《儀禮釋官》卷首。
[6]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禮類》，《儀禮釋官》條。
[7]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5，《復夏郎齋書》。
[8]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9，《石埭訓導汪先生行略》。
[9]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10，《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
[10]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5，《與羅椒生書》。
[11]胡肇智《儀禮正義書後》，《儀禮正義》附錄壹。
[12]胡肇智《儀禮正義書後》，《儀禮正義》附錄壹。
[13] 胡先翰、先頖《研六室文鈔·謹識》，《研六室文鈔》卷首。
[14]羅惇衍《儀禮正義序》，胡培翚：《儀禮正義》卷首。
[15]陸建瀛《校刊儀禮正義序》，胡培翚：《儀禮正義》卷首。
[16]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1，《六經作自周公論》。
[17]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3，《儀禮非後人偽撰辨》。
[18]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7，《<儀禮經註校本>書後》。
[19]羅惇衍《儀禮正義序》，胡培翚：《儀禮正義》卷首。
[20]胡肇智《儀禮正義書後》，《儀禮正義》附錄壹。
[21] 詳見段熙仲《儀禮正義·胡氏<儀禮正義>釋例》。
[22]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6，《國朝詁經文鈔序》。
[23] 胡匡衷《儀禮釋官·例言》，《儀禮釋官》卷首。
[24]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7，《<儀禮經註校本>書後》。
[25]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10，《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
[26]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6，《國朝詁經文鈔序》。
[27]羅惇衍《儀禮正義序》，胡培翚：《儀禮正義》卷首。
[28]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禮類》，《儀禮正義》條。
[29] 段熙仲《胡氏儀禮正義引用書目》，《儀禮正義》附錄四。
[30] 參見陸光祖《儀禮正義書後》，《儀禮正義》附錄壹。
[31] 參見胡肇智《儀禮正義·謹記》，《儀禮正義》附錄壹。又見胡晉甡：《研六室文鈔·謹識》，《研六室文鈔》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