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采詩說
最早的記載出現於《左傳》。另外在《漢書·食貨誌》：“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 當時的采詩官被稱為“行人”（見於《左傳》）。
二、獻詩說
《國語·周語》：“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三、刪詩說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 但是眾學者認為此說法不可信，其最大的可能性應該是孔子參加了詩經的編訂。詩經是我國第壹部具有濃郁的現實主義風格的詩歌總集。《詩經》***收錄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305首，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其中“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湖北北部壹些地方（齊、楚、韓、趙、魏、秦），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雅”是正聲雅樂，即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詩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頌”是祭祀樂歌，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40篇。是“五經”之壹。《詩經》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詩經》表現手法上分為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詩經》多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詩經》***收集了311篇詩歌(又稱詩三百），其中6篇為笙詩，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現存305篇(既有標題又有文辭的)（取其整數，成為詩三百）。到了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大量樂譜失傳，僅存的歌詞則編入《詩經》。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稱《詩經》，並沿用至今。這些詩當初都是配樂而歌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相結合的形式，但在長期的流傳中，樂譜和舞蹈失傳，就只剩下詩歌了。孔子說：《詩經》壹***有三百零五篇，每壹篇講壹個故事，每壹個故事有壹個道理，可以說相當多了，然而用其中的壹句話就可以涵蓋《詩經》中所有的義理而沒有絲毫遺漏，這就是《魯頌 駉》中說的：思無邪。它的意思是，人的思想念頭，都是由天理中生來的，而不是由私欲所扭曲的，這壹句話，就把《詩經》的思想、道理完全概括了。詩人的言語有贊美的，有諷刺的，對善良的人和事，就用美好的語言來贊美它，以感發人的善心，對醜惡的人和事，就用尖刻的言語來諷刺它，以懲罰人的惡念。都是要提起人們善良的念頭，除去人們醜惡的思想，使得人們的性情溫和純正。如果人心的每個念頭都是純正的，沒有被私欲邪念扭曲的，那他的所作所為，自然是充滿了善行，而沒有惡行，充滿了被贊美的行為，而沒有被諷刺的行為。詩人的贊美和諷刺，也不過是為了勸善懲惡而已，因此由思無邪三個字，足以概括《詩經》的精神了。想要修身的學人務必了解，應該將功夫下在“慎思”之上。
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和《雅》產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國風》除《豳風》及“二南”的壹部分外，都產生於春秋前期和中期。 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雅》、《頌》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國風》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壹部分，與《國風》類似。但必須指出：我們在這裏說的“民歌”，只是壹種泛指；其特點恰與上述《雅》、《頌》的特點相反，是由無名作者創作、在社會中流傳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數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詩中自述者的身份作為作者的身份，則既包括勞動者、士兵，也包括相當壹部分屬於“士”和“君子”階層的人物。“士”在當時屬於貴族最低的壹級，“君子”則是對貴族的泛稱。此外仍有許多無法確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說，這種民歌是社會性的群眾性的作品。
由於詩歌的性質不同，其描述的內容也相應有所不同。下面，我們分別選擇若幹重要的類型加以介紹。
《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於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壹部分於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豐年》中唱道：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在豐收的日子裏，人們興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裏。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在廣闊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想到：在這種強大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被抹殺的。這是在那壹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是壹組周民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民族的始祖後稷到周王朝的創立者武王滅商的歷史。其產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敘述後稷的母親姜嫄禱神求子，後來踏了神的腳印而懷孕，生下了後稷，不敢養育，把他丟棄，後稷卻歷難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後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這段描寫，表現了後稷的神話色彩。後稷長大以後，發明了農業，所種的莊稼都非常茂盛。後來他在有邰（今陜西武功西南）成家立業，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礎，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這首帶有神話和傳說色彩的詩歌，反映了周民族的發生觀念和歷史觀念，以及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
這些史詩作為敘事之作，其長處在於簡明而有條理。但由於其寫作目的主要在於記述史實（包括被當作史實的傳說）和頌揚祖先，故於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不甚重視。而且在《詩經>》裏面，敘事詩並不多，主要就是以上這些。可見從《詩經》起，就顯示出中國詩歌不太重視敘事詩的傾向。
西周後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於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並，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產生於這壹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均出於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國語·周語》）。
在這壹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瞻昂》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這裏我們看到當時社會關系正在發生激烈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沈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壹種不可避免的混亂。
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壹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中寫道：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峷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這是壹幅大動蕩、大禍難即將發生的景象。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詩人們盡量要避免同他們所屬的集團的直接沖突，或者說，他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力量的威迫。看起來，詩人們強烈地表示對於國家命運和民眾生活的關心，而批評其他人缺乏這種關心，這是壹種矛盾；但另壹方面，這種關心，本質上也就是關心統治秩序的安定，是整個統治集團公認（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確立場、道德原則。他們所批評的，正是對這種立場和原則的背離。當他們發現（或認為）大多數人都已背離了這種立場和原則時，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懼，而決不敢張揚純屬個人的態度，使自己處於同集團對抗乃至決裂的地位。 以上所舉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類詩歌，可以說開創了中國政治詩的傳統。詩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的情緒，以及總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確”的也就是社會公認的道德立場上才能進行批評而避免張揚個人的態度，對後代的政治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風》中的民間歌謠（包括《小雅》中壹部分類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純粹出於社會上層的《雅》、《頌》廣闊得多，生活氣息也更為濃厚。
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壹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壹般以為產生於西周初。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壹年四季的勞動生活，並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是記農歷的歌謠。這首詩不僅在社會學、歷史學、農業學方面是極可貴的資料，從文學史來說，也是後代田家詩的濫觴。
《國風》中也有相當壹部分政治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詩。這些詩有些是針對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則帶有普遍意義。總體上說，這些詩較多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者的不滿。如著名的《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這首詩，以前很多人都解釋為勞動者對剝削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責問，這恐怕不太確切。應該指出，在《詩經》的時代，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在社會的壹般認識中，原是名正言順，天經地義。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受到嚴重奴役的奴隸們，能否清醒地否定當時社會所公認的這壹種原則，本身是個問題；即使有人認識到並表現出來了，這樣的詩也不可能被諸侯和周王朝的樂宮照樣容納，成為貴族子弟日常誦詠學習的對象。《毛詩序》解此詩，謂“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詩人還是從社會公認的原則出發，認為“君子”居其位當謀其事，“無功而食祿”就成了無恥的“素餐”——白吃飯。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諷刺的筆法。事實上，“君子”們屍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現象。以他們聲稱的原則諷刺他們的行為，這首詩已經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脫離了原意。
再如《碩鼠》，也是相當深刻的政治諷刺詩。詩中把統治者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這幫家夥的沈重壓榨，想要逃到壹塊“樂土”中去。從詩中“無食我黍”等句來看，作者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財產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層貴族或其他自由民吧。這種反對過度剝削的意見，也是明智的統治者所願意認可，並認為值得警戒的。
前面說《小雅》中壹部分詩歌與《國風》類似，其中最突出的，是關於戰爭和勞役的作品。我們就把這類詩同《國風》中同樣主題的詩放在壹起介紹>。《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黃》，《豳風》中的《破斧》、《東山》，《邶風》中的《擊鼓》，《衛風》中的《伯兮》等，都是這方面的名作。與敘述武功的史詩不同，這些詩歌大都從普通士兵的角度來表現他們的遭遇和想法，著重歌唱對於戰爭的厭倦和對於家鄉的思念，讀來倍感親切。
應該說明：《詩經》中這壹類作品，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反戰詩”。因為詩中雖然表達了對於從軍生活的厭倦，對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戀，卻並不直接表示反對戰爭，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詩中的情緒也是以憂傷為主，幾乎沒有憤怒。這是因為，從集體的立場來看，從軍出征乃是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即使這妨害了士兵個人的幸福，也是無可奈何。這壹特點，在《衛風·伯兮》中看得更清楚：伯兮齃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樂，首如飛逢。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這首詩是以女子口吻寫的。她既為自己的丈夫感到驕傲，因為他是“邦之桀（傑）”，能“為王前驅”，又因丈夫的遠出、家庭生活的破壞而痛苦不堪。詩人所抒發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實的。
在《國風》中，最集中的是關於戀愛和婚姻的詩。在《詩經》時代，在某些地域，對男女交往的限制還不像後代那樣嚴厲，由此我們在這些詩中看到年輕的小夥和姑娘自由地幽會和相戀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壹個打獵的男子在林中引誘壹個“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勸男子別莽撞，別驚動了狗，表現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
壹切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不是無緣無故地形成的。明朗熱烈的風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產物；含蓄委曲的表達，總是感情壓抑的結果。在文學發展的初期，即人們尚未自覺地追求多樣藝術風格的時代，尤其如此。
《國風》中還有許多描寫夫妻間感情生活的詩。像《唐風·葛生》，壹位死了丈夫的妻子這樣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拋棄。在那種婦女毫無地位的時代，棄婦的命運更令人悲哀。
《邶風》中的《谷風》，《衛風》中的《氓》，是最著名的兩首棄婦詩。《谷風》是壹個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淒切的哭訴，說自己如何辛辛苦苦為丈夫持家，千難萬難度過貧苦的日子，家境好起來，人也衰老了，於是丈夫另有所歡，把自己趕出門去；自己離開夫家時，如何難分難舍，因為割不斷對往事的追憶留戀。詩中所描寫的，是壹個賢惠忍讓的中國婦女的典型。
《氓》敘寫了壹個女子從與人戀愛到結婚到被拋棄的痛苦經歷，壹件件事情依次寫來，脈絡非常清楚。先是有壹個男子笑嘻嘻地向她買絲，借機搭識。她答允了這樁婚事，在等待結婚的日子裏，她常常登上頹墻盼望他。可是成家沒幾年，丈夫卻拋棄了她。她憤怒地指責丈夫：“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告誡其他女子不要輕信男子：“於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這是真實的心理，同時多少帶有道德訓誡的意味。 《詩經》中寫戀愛和婚姻問題的詩，或歌唱男女相悅之情、相思之意，或贊揚對方的風采容貌，或描述幽會的情景，或表達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嘆棄婦的不幸遭遇，內容豐富，感情真實，是全部《詩經》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
作者：
《詩經》的作者的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壹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裏了。這些說法，都有壹定道理。
尹吉甫：
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詩經》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稱為中華詩祖。尹吉甫出生於江陽（現瀘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縣古稱），死後葬於今湖北房縣青峰山。房縣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遺存。他輔助過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時聽信讒言，被周幽王砍了頭，後來知道錯殺，做了壹個金頭進行了厚葬，為了隱蔽別人盜墓，做了十二座墓葬於房縣東面。曾作《詩經·大雅·烝民》、《大雅·江漢》等。
產生《詩經》的社會基礎：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裏。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史記·貨殖列傳》）。由此可知，周代已是壹個農業社會。這裏所講的虞夏之貢雖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於農業卻是實情。這從"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來看，周族確是靠著農業而興盛發展起來的。《豳風·七月》則完整地敘述出壹年之中的農事活動與當時社會的等級壓迫關系。另外，在《詩經》中的《南山》、《楚茨》、《大田》、《豐年》、《良耜》以及《周書》內的《金滕》、《梓材》、《康誥》、《洛誥》、《無逸》等篇中，都有農事的記載。
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紂之後成為天下***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壹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宗教信仰與社會政治融為壹體。這就是《詩經》中為什麽會有許多祭祀性頌詩與雅詩的社會基礎。宰我曾問孔子何謂鬼神，孔子回答說："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並且進壹步解釋："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官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返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禮記·祭義篇》）以此了解《詩經》中的頌詩、雅詩，便可以得其要領。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稱刑措不用者四十年，這時可稱為周代的黃金時期。昭、穆以後，國勢漸衰。後來，厲王被逐，幽王被殺，平王東遷，進入春秋時期。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兼並，夷狄交侵，社會處於動蕩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面貌的《詩經》，就整體而言，正是這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會歷史特征。我們研究《詩經》，首先要註意產生《詩經》的歷史社會基礎。
思想內容：
《詩經》全面地展示了中國周代時期（西周、東周、東周春秋中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時期的歷史面貌。其中有些詩，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 》、《綿》、《皇矣》、《大明》等，記載了後稷降生到武王伐紂，是周部族起源、發展和立國的歷史敘事詩。
有些詩，如《魏風·碩鼠》、《魏風·伐檀》等，以冷嘲熱諷的筆調形象地揭示出奴隸主貪婪成性、不勞而獲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聲和對理想生活的向往，顯示了奴隸制崩潰時期奴隸們的覺醒；有些詩，如《小雅·何草不黃》、《豳風·東山》、《唐風·鴇羽》、《小雅·采薇》等寫征夫思家戀土和對戰爭的哀怨；《王風·君子於役 》、《衛風·伯兮》等表現了思婦對征人的懷念。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時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戰爭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痛苦和災難。有些詩，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畫了婦女們采集車前子的勞動過程；《豳風·七月》記敘了奴隸壹年四季的勞動生活；《小雅·無羊》反映了奴隸們的牧羊生活。
還有不少詩表現了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如《秦風·蒹葭》表現了男女之間如夢的追求；《鄭風·溱洧》、《邶風·靜女》表現了男女之間戲謔的歡會；《王風·采葛》表現了男女之間痛苦的相思；《衛風·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現了男女之間的相互饋贈；《庸風·柏舟》、《鄭風·將仲子》則反映了家長的幹涉和社會輿論給青年男女帶來的痛苦；另如《邶風·谷風》、《衛風·氓》還抒寫了棄婦的哀怨，憤怒譴責了男子的忘恩負義，反映了階級社會中廣大婦女的悲慘命運。
《詩經》存三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部分。《風》有十五國風，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這壹部分文學成就最高，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淩的怨嘆與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我們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孩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後來，《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及《五經》（無《樂》）之壹。
《詩經》“六義”：
《詩經》“六義”指的是 風、雅、頌、賦、比、興，前三個說的是內容，後三個說的是手法。
《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稱作“十五國風”***160篇。《雅》分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宮廷樂歌，***105篇。《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於祭祀的樂歌和舞歌，***40篇。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 ，***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產生於現在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帶有壹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 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雕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壹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於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著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壹首詩或壹章詩的開頭。有時壹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於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壹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雲雲，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壹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壹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麽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麽明白確定。又如《桃夭》壹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壹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壹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壹種特殊味道。詩篇形式以四言為主，運用賦、比、興等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