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小說《小團圓》 《易經》 《雷峰塔》 有沒有什麽聯系
《雷峰塔》描寫了張愛玲從4歲到18歲的少女時代,寫到父親迎娶後母,後母挑撥父女關系,將女主人公琵琶監禁閣樓,以弟弟的病死告終；《易經》則專註描寫女主角18歲到22歲的生活,以香港淪陷,女主人公離開香港返回上海收尾。這兩部英文小說加上用中文寫成的《小團圓》,完整地展現了張愛玲的人生,媒體稱為張愛玲自傳三部曲的“大團圓”。張愛玲在1966年的壹篇英文文章中,表達了寫作《雷峰塔》的初衷:“這本小說就是寫給美國讀者看的,她努力接近美國人的閱讀習慣。”《雷峰塔》和《易經》原屬同壹部小說,因為篇幅過長,分拆成上下兩部。作品完成後,由於遭到書商拒絕,對美國市場充滿期待的張愛玲心灰意冷,將書稿鎖進抽屜,壹鎖就是四十多年。譯成中文的《雷峰塔》和《易經》總***約60萬字,評論界和讀者看到的卻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張愛玲。說熟悉,是因為《雷峰塔》的故事和多處細節曾經在散文集《私語》和《對照記》裏出現過,在張愛玲的其他小說裏也有過片斷描寫；陌生,則是蒼涼犀利的張愛玲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行文循規蹈矩、不無刻板的張愛玲。《小團圓》的失望之後,評論界對《雷峰塔》和《易經》的評價持續走低:“用英文說中國民間故事格格不入,壹向擅長說故事的高明手法竟全不見了。”“她只是用另壹種語言述說同壹個故事,沒有太多新意。”哈佛大學教授、現代文學評論家王德威曾受香港大學出版社之邀為英文版的《雷峰塔》和《易經》寫前言,他認為這兩部小說是“很尷尬的英文作品”,但同時也肯定了這兩部作品出版的積極意義:“每壹次張愛玲的出土的確是要改變我們對張愛玲的認識,而且間接地改變了我們對現當代中國文學史書寫方式的認識。”王德威還從這兩部作品中看到了張愛玲重復書寫與雙語書寫的美學價值。在《雷峰塔下的張愛玲》壹文中,王德威寫道:“從散文到小說、從自傳性的《流言》到戲劇化的告白,穿梭於中英文之間的張愛玲幾乎用整個壹生反復講述《WhataLife!》的故事。”正因為張愛玲反復重述生命中最隱秘的創傷,並束之高閣,才有了今天已經死去的張愛玲始終以在世作家般的面貌出現。她的遺作接二連三出土,王德威把這個現象歸功於宋以朗,稱之為“生者和死者之間的合作”。《張愛玲私語錄》出版之後,《張愛玲書信全集》也將於近期出版。張愛玲的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還將推出怎樣的張愛玲“新作”,也許比張愛玲的作品本身更值得期待和猜想。說不完的張愛玲還要繼續說下去。大法師宋以朗的文化鬼話南方周末:張愛玲已經不在世了,但她依然不斷有新作問世。妳以前說過,張愛玲最好的作品在1940年代就已經完成了。現在看到這兩部作品,要修正這種說法嗎?王德威:她的作品層層出現,讓我們理解到更豐富、更有人間煙火味道的張愛玲。她居然也寫出了不很理想的作品。她後來很多作品不願意發表,無論因為品質或個人生命情景的考量,妳突然了解到,作家自己的這種躊躇和猶疑。也可能還有自知之明,知道作品不如過去好,這些都納入我們的考量。後面作品不好,不必非要說得好得不得了。文學史本來就沒有定論,尤其文學史是壹個虛構的歷史。什麽是歷史,什麽是文學史?這是壹個吊詭的詞。張愛玲特別有趣,仿佛我們的祖師奶奶在哪壹個地方操作,真的是把整個的時間順序都弄反了。她活著的時候,我們以為她不見了；她死了以後,又源源不斷地回來。所以魂兮歸來,我用鬼魂的意象,真是有所為而為的。每壹次張愛玲的出土真是很可怕,的確要改變我們對張愛玲的認識,而且間接地改變了我們對現當代中國文學史書寫方式的認識。“大法師”是宋以朗,他不斷地作法,像靈媒壹樣,掌握了各種各樣的資訊,每天晚上在壹個神秘的小房間裏,壹盞孤燈,不斷地挖掘、拼貼很多斷簡殘篇,最後歸攏拼湊起來,是生者和死者之間很驚人的合作過程。宋以朗在這個位置上,參與著文學神話的創作,他在招魂,或者用更確切的話來講,是文化鬼話的創作。張愛玲的這種魅力,讓我們眼界為之壹寬。文學史上我們太習慣給每個作家定論,歷史上我們也太習慣給人物“三七開”、“四六開”,大到蓋棺論定。現在有壹個最好的例子,蓋棺而不論定,還原了文學史本身最不可測,虛擬、虛構、鬼魂的那壹面。南方周末:不同意見也說,張愛玲不斷被拿出來並非是最好的作品,違背了張愛玲的本意,是出版商的逐利。王德威:這壹點我同意。但這是文學史風險的壹部分。很多人已經講過,卡夫卡過世之前,希望他的作品全部不要發表。但是後來發表了,出現了壹位作家,真的是身後才有大名的。張愛玲這個事件再壹次說明問題的癥結,就是所有權的問題,放在文學史和出版史的觀點來講也是很有趣的話題。臺大外文系的學者張小紅寫信嚴厲批評了宋以朗以及皇冠出版社。既然已經有白紙黑字,不管是哪個時期的白紙黑字,張愛玲已經表明意願。出版是對張愛玲最大的不敬,所以最大的抵制是拒絕看《小團圓》。我們的意誌都很不堅定的,《小團圓》出版,馬上飛奔去買壹本來看。拉鋸戰裏牽扯到什麽是作者、什麽是版權的問題,延伸到後現代的觀點———作者已死,或者從來就沒有作者,從羅蘭·巴特到米歇爾·福柯這壹系列的評論者會講的。既然如此,張愛玲有沒有身後的問題,或者有沒有出版義務,就不在話下了。回到出版機制的操作,當然是大家很熟悉的問題。這是壹個重要的事件,可以好好地思考,不見得只是壹個閑話,或者誰是誰非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