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侵略軍攻占上海後，為保護祖國文獻不被掠奪，鄭振鐸與“文獻同誌保護會”的同仁壹起，肩負起此重任。數年來，經他們之手“搶救”出大量珍貴的古籍文獻，為保存中華文化遺產做出了重要貢獻。
鄭振鐸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學者、藏書家和出版家，1937年在日軍攻占上海的“八·壹三”事變以後，他又擔負起了保存中華文獻的重任，為國家“搶救”出大批珍本古籍，其功德無量。
1937年日軍攻占上海後，許多文化人都離滬去了後方，但鄭振鐸沒有走，他毅然留在上海。東南數省相繼淪陷後，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散入上海舊書肆，不僅日寇和漢奸攫取搶購，更多的將會流到海外。鄭振鐸深感“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國人和日本人手裏去，將來總有壹天，研究中國古學的人也要到外國去留學”[1]。最重要的是，偽滿“華北交通公司”等機關也在收書，並以府縣誌及有關史料文獻為主體，居心叵測。就當時而言，可用做調查資源、研究地方情報及行軍路線；從長遠來看，則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獻於千百世。壹想到此，他憂心如焚，然而又沒有“挽狂瀾”之力。同時，某家某家的書要散出的消息又不斷傳出，壹些有失道德的書商也圖謀乘亂發財，這使他日夜焦慮不安，亟思“搶救”之策。是時，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光華大學校長張詠霓，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考古學家、版本鑒定家、收藏家張鳳舉四人，也因職位或任務關系留在那裏。鄭振鐸和上述幾位關心文獻的人士，痛惜國寶散失，每日聚商挽救辦法，最後決定立即行動起來，搶救文獻。鑒於個人經濟力量實在有限，而流散圖籍甚多，於是由鄭振鐸發起，五人聯名於1940年1月5日向重慶當局發電報，要求撥款搶救民族文獻。
此前的兩年中，鄭振鐸已經以個人之力擔負起拯救中華文化典籍的重任，其中所獲國寶《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不下於‘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於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於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2]”盡管如此，他畢竟勢單力薄，深感力不從心。他曾說，“夫保存國家征獻，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堅陷陣，舍生衛國之男兒，然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嘗矣。”不過他還是竭盡全力去做，“雖所耗時力，不可以數字計，然實為民族效微勞，則無悔矣![3]”就表明了他的決心。
當時上海的形勢甚為緊張，就在1月4日，鄭振鐸得何炳松等人電話告知，敵偽已列黑名單***14人，皆文化界救亡協會的負責人，將下毒手綁架，囑防之。鄭振鐸被迫轉移借宿他家，但他十分堅定，仍與諸先生為爭取當局支持搶救文獻之事而奔波。他曾說：“我輩書生，手無縛雞之力，百無壹用，但卻有壹團浩然之氣在。橫逆之來，當知所以自處也。[4]”
1月10日，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兼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朱家驊和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復電，雖表示贊成“創議在滬組織購書委員會，從事搜訪遺佚，保存文獻，以免落入敵手，流出海外”，但又說“惟值滬上抗戰時期，籌集巨款深感不易，而匯劃至滬尤屬困難。如協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將來由中央償還本利，收歸國有，未識尊見以為如何?[5]”重慶來電所述當是實情，但解決的辦法似有“踢皮球”之嫌。不過，在鄭振鐸等的力爭下，最終還是同意撥款搶救古籍。
幾天後，何炳松登門告訴鄭振鐸，教育部已派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來滬，並告教育部下決心在滬搶救收購民族文獻(後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即前“中英庚款董事會”撥款購書)。當時鄭振鐸正發高燒在家，聞訊大喜，立即又扶病奔走。經研究擬推張元濟主持其事，但張老以年高而力辭不就，只好轉推張詠霓、鄭振鐸等4人具體負責。數日後，幾人再次碰頭商談購書事宜，認為以私人名義或尚可公開的幾所學校如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及涵芬樓(商務印書館圖書館)的名義購書為宜。經過商討，最後壹致同意成立“文獻保存同誌會”，並表示“自今以後，江南文獻，決不任其流落他去。有好書，有值得保存之書，我們必為國家保留之。此願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實現，殊慰![6]”具體分工為：張鳳舉與鄭振鐸負責采訪，張元濟負責鑒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張詠霓則負責保管經費。鄭振鐸雖分工負責采訪，但他生性積極，實際上所做的遠遠超出了自己的職責範圍。
自這以後，鄭振鐸等便立即行動起來，開始了壹場艱巨而有意義的工作。如果說前二年鄭振鐸替國家收書是以個人的力量，自發的，出於“嗜書如命”的愛好，而這時“搶救”民族文獻的工作，卻是以國家的力量，有計劃、有組織的，體現了富有正義感的愛國學者對中華文化的熾熱情感。購書的目標，原則上以收購江南若幹“藏書家”之書為主。未出者擬勸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則設法為國家購下。當鄭振鐸購下蘇州玉海堂劉氏藏書以及群碧樓鄧氏的收藏之後，書商們開始騷動了，這些藏家的收藏原本都是書商“逐鹿”的目標，久思染指而未得，如今遇到強勁對手，自知無力抗衡，也知道如此江南壹帶不會再有所獲，於是他們便轉移目標，常到鄭振鐸家裏走走，並不時攜帶些好的書樣。鄭振鐸望之心喜，和張詠霓、何炳松二先生商量後，也豪不猶豫地收留下來。
這樣壹來，書商們便壹天天多起來，鄭振鐸的家門庭若市，“樣本”堆了好幾箱。他不時要和諸位先生相商，往來的信劄摞起來有壹尺多高。那時，鄭振鐸已沈浸在收書之中，用他的話說，“我竭力地在做這件事，幾乎把別的什麽全都放下了，忘記了。我甚至忘記了為自己收書。我的不收書，恐怕是二十年來所未有的事。但因為有大的目標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幹幹凈凈。[7]”此話言之綽綽，因為鄭振鐸本人就是壹位藏書家，他的最大嗜好就是去書肆“淘金”，數十年來，他搜集有許多珍本秘籍，如果不是這場戰爭，如果不是國家利益高於壹切，他是絕不會放棄自己的目標。
從鄭振鐸致張詠霓的信中可看出，舉凡當時珍本圖籍從藏家散出的信息，以及收購、論價等工作，因何炳松、鄭振鐸同在暨南大學不時相會，大都兩人先行商定，然後征得張詠霓同意後辦理，即支付書款。從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前後不到兩年時間，鄭振鐸為購書事宜致張詠霓的信就達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壹個月寫有二十壹封信。信中除談及購書之事外，時有發自內心的感慨，從中可以看出鄭振鐸的拳拳報國之心。這裏不妨摘錄兩段：
“我輩對於國家及民族文化均負重責；只要鞠躬盡瘁，忠貞艱苦到底，自不至有疵議。蓋我輩所購者，決不至浪費公款壹絲壹毫；書之好壞，價之高低，知浙自必甚明了也!壹方面固以節儉為主，同時亦應以得書為目的：蓋原來目的，固在保存文獻也。浪費，亂買，當然對不住國家；如孤本及有關文化之圖書，果經眼失收，或壹時漏失，為敵所得，則尤失我輩之初衷，且亦大對不住國家也。故我不惜時力，為此事奔走。其中艱苦誠是‘冷暖自知’。[8]”“我輩自信眼光尚為遠大，責任心亦甚強，該做之事決不推辭。任勞任怨，均所甘心。為國家保存文化，如在戰場上作戰只有向前，決不逃避。”“每壹念及前方戰士之出生入死，便覺勇氣百倍，萬苦不辭。”[9]
鄭振鐸為收書，還專門刻了兩枚圖章。據他後來回憶，“我們曾經有壹顆長方印：‘不薄今人愛古人’，預備作為我們收來的古書、新書的暗記。這是適用於任何圖籍上的，也表明了我們的態度。”[10]另壹章殆為“書生本色”，用於立銀行帳號。自“文獻保存同誌會”成立之日起，鄭振鐸除在暨南大學授課外，所有課余時間都投入搶救工作。他整日接待書商，版本圖籍壹壹鑒定論價，並常常為購書款的多少而與書商討價還價，煞費苦心，正如他給張詠霓信中所說的“為公家購書，確較私人不易。我為自己購書，如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為公家購書，則反議價至酷。”每天收來之書，還要經他點查、登記、編目然後裝箱運送。儲藏本有專人，但他還要親自檢點。為了預防不測，對於重要的孤本珍本，還設法錄副，或影印或拍照曬印，工作
相當繁重。鄭振鐸自接手這壹工作後又恢復了往日的激情，天天可以見到那麽多新奇的書，精美的書，未之前見的書，得以先睹為快，這對他來說是何等的幸事。作為壹個文化人，鄭振鐸何所求?
為了動員所有愛國文人壹起加入這極有意義的“搶救”工作，6月25日，鄭振鐸作《保衛民族文化運動》壹文，號召愛國進步文化工作者“要在這最艱苦的時代，擔負起保衛民族文化的工作”。編者在《編後記》感謝作者“在萬忙中寫的論文，他向戰鬥的文化人發出壹個似乎迂遠而其實是急迫的呼聲”。
由於上海的形勢日趨緊張，鄭振鐸害怕所收的圖籍再得而復失，那將是多麽令人傷心。他在給張詠霓信中曾指出：“現在此間環境日非，無人能擔保‘安全’”，故在收書的同時，他將壹些重要的圖籍和史料重遊影印出版，該叢書後定名為《玄覽堂叢書》，這是後話了。
同年底，國民政府教育部又派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鴻寶來滬。徐為國內著名文物、版本鑒定專家，除負有其他使命外，將留滬協助鑒定收購善本工作。
圖書收購後，鄭振鐸還要忙於將“善本”分類、編目，“壹年以來，瘁心力於此事，他事幾皆不加聞問。”盡管工作相當艱苦，但鄭振鐸壹想到得這麽多的好書，壹切都拋之腦後。他不無自豪地說，“我輩所得，有數大特色：壹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較專；三是唐詩多且頗精。”
上海淪為孤島後，日寇即派特務進駐上海郵務管理局檢查往來信件。當時，鄭振鐸發出的郵件很多，大都和搶救版本圖籍有關，如果壹旦被日寇查出，搶救古籍之事將功敗垂成。恰好文友唐?(著名文學家)為郵局郵務員，鄭振鐸通過他將購書印書的有關郵件寄到重慶及香港，以避免敵偽的檢查。唐?每天有機會在日寇檢查郵件離去之後、郵袋封口之前，將委托付郵的信件投入郵袋後封口，這樣萬無壹失。由於有了他這條內線，其後到重慶和香港的郵件都是走的這條路並安全抵達。
1941年4月底，歷經1年多的時間，鄭振鐸終於結束了圖書的購置工作，隨後開始編制“善本書目”。自6月，鄭振鐸就開始忙於裝書、寄書。這也是壹件相當繁重的工作，隨時都會遇到危險，他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幹，壹批接壹批的寄。白天忙於此事，晚上還要編寫書目，忙得不可開交。
7月24日，徐鴻寶攜帶著精品兩大箱離滬，鄭振鐸去送行，回來後寫信告張詠霓“再有半月，‘善目’中物，必可全部運畢。”後來他回憶說：“國際形勢壹天天緊張起來，上海的局面更壹天天的變壞下去。我們實在不敢擔保我們所收得圖書能夠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遷地之計。首先把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八十多種，托徐鴻寶先生帶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飛機運載到重慶去。整個打包郵寄的工作，整整地費了我們近兩個月的時間”。徐鴻
寶抵港後，來電催鄭振鐸攜第二批善本書去港。原本準備先行離滬的鄭振鐸由於手上事多未能完結而放心不下，遂決定暫不走，到8月初運書之事基本告竣。
由於資金有限，購書時慎之又慎，間有錯失良機，使有些圖籍未能得到，對此，鄭振鐸非常傷心。“心中至為憤懣”，“終夜仿徨，深覺未能盡責，對不住國家!”鄭振鐸就是這樣壹位極認真負責的人，希望所做工作能完美無缺，雖已盡力並足以自慰，但仍感美中不足。
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日軍進占“租界”，上海“孤島”最後淪陷。當日鄭振鐸壹早就趕到暨南大學參加校務會，會上決議：“看到壹個日本兵或壹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大學關閉。”鄭振鐸堅持上完“最後壹課”，在10點30分見到日軍車開來時，他“立刻挺直了身體，作出了立正的姿勢，沈毅的蓋上了書本，以堅決的口氣宣布：‘現在下課!’”。再現了當年法國作家都德《最後壹課》中的愛國情結。
從9日至16日，整整壹個星期，鄭振鐸每天都在搬運自家的藏書。壹部分運到另租的壹處，壹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則分別寄藏到張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處。他動員全家壹起上陣，連孩子們也在內，還有幾位書店裏的夥計幫忙，僅搬書就耗去了二千多元。
“壹二·八”以後，鄭振鐸的“搶救”工作也隨之停頓，壹是因經濟來源中斷；二是敵偽無孔不入，決難允許象他們這樣的壹個組織存在；三是為了書籍個人安全，他也不得不離開家。12月16日，鄭振鐸被迫離家避難。他回憶道“我沒有確定的計劃，我沒有可住的地方，我沒有敷余的款子。只隨身攜帶著壹包換洗的貼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著。這時候我頗有殉道者的感覺，心境慘惶，然而堅定異常。”
從1940年春至1941年初冬，鄭振鐸等為國家收書，雖前後不過兩年時間，卻搶救、搜羅了不少重要文獻，江南著名藏書家，包括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趙氏舊山樓等所藏圖書，凡有散出的大都歸為國有，計珍本圖籍三千八百余種，約壹萬八千余冊，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種。“雖不能說‘應有盡有’，但在‘量’與‘質’兩方面卻是同樣的驚人，連自己也不能相信竟會有這麽好的成績!
”當時北平圖書館(現北京圖書館)編有《館藏善本圖書目錄》四冊，錄有善本書僅三千九百種，而“文獻保存同誌會”搶救的珍本圖籍卻相當於當年國家原藏之數，其成績相當可觀。
葉聖陶後來說：“當時在內地的許多朋友都為他的安全擔心，甚至責怪他舍不得離開上海，哪知他在這個艱難的時期，站到自己認為應該站的崗位上，正在做這樣壹樁默默無聞而意義極其重大的工作。”
對於鄭振鐸等為國家搶救文獻，徐鴻寶給予高度評價，他在致蔣復璁信中說，“心專誌壹，手足胼胝，日無暇晷，確為人所不能，且操守堅正，壹絲不茍，凡車船及聯絡等費，從未動用公款壹錢。”寥寥數語，勾勒出鄭振鐸等人的壹身正氣。
當年“文獻保存同誌會”搶救的珍本圖籍，曾編有目錄，現不知流向何處。全部圖籍根據鄭振鐸致張詠霓書信及其他著錄，大約可分三部分：
壹、是“首先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之古書八十多種，由徐森玉先生運往香港，再由港空運至重慶，入藏國立中央圖書館。
二、是明刊本、抄校本等典籍約三千二百余部，寄往香港許地山處並暫放在香港大學，原準備陸續再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這批典籍為日寇劫去。日本投降後，蔣復璁親往日本查訪，因全書蓋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章”，日方無法抵賴，故全部追回，***計107箱。國民黨敗退時將這批珍貴典籍全部運至臺灣。
三、是其余部分，由何、鄭二人分藏於幾處地方，抗戰勝利後，歸入南京中央圖書館(現南京圖書館)。
鄭振鐸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作出重要貢獻的壹位大家，他的研究、他的譯著、他的作品、他的辦刊，這些都是人們所熟知和敬佩的。但是，正如周壹萍在“疾風勁草識良師”壹文中寫道：“我覺得，鄭振鐸同誌最為可貴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所表現出的臨危不懼、堅貞不屈、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