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先生是近代的壹位國學大師，被胡適稱為清學殿軍、古文最後的“壓陣大將”。他的壹生，讀書、革命、講學是貫穿始終的主線。說到革命，則先後“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堪稱民國元勛，魯迅先生譽之為“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說到讀書，他博覽經史，學問之富，壹時無出其右。而講學更是他的本業，壹生 4次集中講學，晚年在蘇州開辦章氏國學講習會，門生遍天下，且多有成就。
章太炎學問專長在經學，尤其是其中的小學，深得乾嘉學派精髓又有過之。作為學問家的章太炎，其學術態度，是“學以求是，不以致用”的“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但他又有作為革命家濟世救人的壹面，這使得他自然而然要去關註家國天下以至人生中的種種現實，並發而為議論。這議論中，談史、談掌故，是壹大內容。
出於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心，他在很多演說中都鼓勵國人尤其年輕人去讀史。他本人尊崇晚明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正是在閱讀他們著作的過程中，萌生排滿革命的思想，也就是所謂的“革命種子得之歷史”。而時人也多認為他“神似”晚明遺老，如蔡元培先生在給他的挽聯中就有“後太沖炎武已二百余年，驅韃復華竊比遺老”這麽壹句。章太炎推崇他們既懂學問，又能辦事的精神。
在章太炎看來，“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昔人讀史，註意壹代之興亡，今日情勢有異，目光亦須變換，當註意全國之興亡。此讀史之要義也”。因而不難理解，在1932年3月24日燕京大學的講演中，在當時“九壹八”事變之後的危難之秋裏，他要刻意地強調“今日切要之學是什麽？曰歷史也”。他對青年學生說：“現在的青年應當知道自己是什麽時候的人，現在的中國處在什麽時期，自己對國家負有什麽責任。這壹切在史誌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確的答復”。他認為讀史可以“使閱者得知國家強與弱的原因，戰爭勝敗的遠因近因，民族盛衰的變遷，為人生處世所不可須臾離者”。他把歷史比成“棋譜”，如果“據棋譜以下棋，善運用之，必操勝算;若熟悉歷史，據之以致用，亦無往而不利也”。他痛恨當時有人昧於史實，竟有“棄了東三省”的論調：“附庸之國與固有國土本有區別，歷史已詳告我們。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視東北三省，而盛唱‘棄了東三省’的論調，這就是不明史誌的原故……考東三省原為中國固有的版圖，漢謂之突厥，宋謂之遼金。漢去今日已遠，姑不論，即以明清論之，明清兩代東三省皆為我國固有之版圖，今竟因不明史誌而疑固有的國土為附庸之地，其害較不讀經書為尤甚”。也正因此，他痛切地指出，歷史之於國人來說，“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譜，他人得之雖然無用，而我不得不備此物，若欲為國效力，這本老家譜是非研究不可”，而“今之青年既知史誌為切要矣，當視為新發現之寶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歷史如此重要，怎麽個讀法合適呢？與經世致用直接相關的，章太炎認為，“應註重制度、地域變遷的沿革，治亂之原因。閱之甚易，看壹句即得壹句之經驗，非若治軍須戰略與操練並行也，故其成就亦易”。從他學問大家的眼中來看，讀史籍比之讀經書自然要顯容易很多。但壹般讀者的程度終究有限，因而，他以為如果覺得史籍太繁瑣，那麽至少讀《資治通鑒》是簡而易行的。而《通鑒》之外的《通考》（《文獻通考》，元馬端臨著）、《通典》（唐杜佑著）以及講述歷代地理沿革的《讀史方輿紀要》（清顧祖禹著）也為他所重（但他認為《通典》古拙，可以不讀）。他自己是深得益於這“三通”的，曾說：“余所持論不出《通典》、《通考》、《資治通鑒》諸書”，並舉例說：“政治之學，非深明歷史不可”，“歷代知名將相，固有不讀書者，近若曾（國 藩）、左（宗 棠）、胡（林翼）輩亦所謂名臣者矣，然其所得力，曾在《通鑒》、《通考》，左在《通考》，胡在《讀史方輿紀要》而已，況程功之過於是者乎？”“三通”加起來500卷，按他說法，“壹日看兩卷，二百五十日可畢業”。真是直截明快，讀書人本色，也發我們深省。不少領導幹部以工作繁忙為由少讀書，實則往往成為借口。
或者有人說，史學會不會太專門，上手不易？章太炎回答是恰恰相反，在他看來，“歷史之學宜自修，不適於講授”。因為史籍那麽多，全憑講授是遠遠不夠的，即便講壹些《史學通論》、《史學研究法》之類，如果不去自己讀，沒有基礎，也是白講。所以是，史學的知識，學校中除了講授必要的史學條例外，更多還是要靠自修得來。而且“史的文理易明，不像經的訓詁難通”，“費三年之功，壹部廿四史，即可看全”，所以他反復申明：“這壹門，宜於自修，不宜於講堂上講解”。對於史學是否適合學校講堂上的講授，先不去議論，但他提倡的這種紮實讀書的精神，尤其為我們指明讀史是可以切實上手、靠自修得來，則仍然很有教益，也打消了我們心中潛藏的各種畏難情緒。當然，現在的情勢，又遠非太炎當日可比，讀史也增加了更多更新的內容，且又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我們的讀史以及對歷史的認識，也因此要比前人更有長進才是。但他篤實的學人之風，始終值得我們景仰，這壹點，恐怕是不會過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