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壹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壹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壹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壹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認為人欲是壹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2．進步的思想家對傳統儒學的批判 （1）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壹定影響。 （2）明朝：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壹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黃宗羲：在明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壹定的影響。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③王夫之是壹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同步導學
中國古代對治國思想的選擇：史學界認為：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 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生活原始粗放，民風淳樸，沒有私有觀念，人人平等相親，過著壹種美好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聯盟事務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聯盟首領的智慧和美德來教化民眾，治理國家的思想處於萌芽狀態。在奴隸社會隨王位世襲制取代“禪讓制”，產生了階級和國家，統治者壹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級制度以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壹方面以武力作為統治的後盾。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時期，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奴隸主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蕩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壹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臺，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壹套結束割據，實現統壹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西漢建立之初，由於長期戰亂，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以致人口銳減，農民流亡，經濟雕弊，府庫空虛。鑒於這種形勢與秦之敗亡，漢初統治者便采取了“與民休息”的政治，緩和階級矛盾，發展生產力，以鞏固統治。壹方面對人民采取“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以及緩刑等政策，以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安定民心；另壹方面在當時郡國並行的制度下，對地方諸侯王采取不過多幹涉的政策，以鞏固封建統治。與這種形勢相適應，黃老思想也就得到廣泛流行，成為西漢前期起主導地位的治國思想。其核心是清靜無為，因循而治。實踐證明，完全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起到了促進生產恢復與發展的作用，並出現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對中國古代政治有壹定的影響。每當大的政治動亂之後，統治階級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國之策，與民休息，以蓄國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漢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壹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壹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壹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壹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另壹方面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壹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壹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壹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壹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雕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法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雕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壹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壹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壹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采取壹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壹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壹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壹的思想帶有壹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壹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幹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壹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如何正確對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壹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壹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壹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壹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壹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1）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舍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壹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壹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壹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