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作為人，何為正確”為人生哲學

老子《老子》（又名《道德經》）是譯本最多的古籍之壹，被西方公認為所有中國文獻中最難以解讀同時也是存在問題最多的文本之壹。老子在總體上傾向治國方面，在人生觀上，老子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政治上提出“無為而治”，以無為而無不為。老子從自然的二元對立觀念出發，顛覆了人們對傳統價值考量。“道”的不可言說性老子和莊子都意識到在面對終極實在面前語言是無能為力的，老子反復觀察與思考的世界是日常觀察到符合常識的世界，無論這樣的世界是多麽真實，其主要特征是非永恒性。而“道”就其不可言說的永恒性來說是無法預先決定或者命名的，不等同於任何可命名的事物。它是非存在，即相當於無。這是壹種與任何能被命名的，確定有限的存在或實體都無法對應的實在，然而它顯然是真實的，並且是所有有限實在的根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在天地前誕生，沈默而虛空，它孤獨地站立著，而不發生變化，因為充滿於壹切事物中，所以它不覺得疲乏。）這裏甚至可以感受到老子從哲學層面上對於時間空間的壹個回答，同時老子將非存在與存在的世界聯系了起來，即非存在是永恒的，而存在是短暫和有限的。老子持有這樣的觀點，無論非人類的宇宙還是我們所能感受到的自然都以“道”這樣自發無為的方式運行。我們所感受到的自然的無為是“道”的顯現，自然也以此存在於“道”中。老子的自然無為及科學性：和儒家宣稱的“天”相比，“道”這個詞的使用意味著老子持有壹種無神觀，凡指‘天’大多意味著背後存在著壹種意向性的，不可逆的力，這與道家思想的無為是相背的。老子認為自然的運行是自發運行，無目的的“道”的顯現，壹切有限存在誕生於非存在，並復歸於非存在，這是道家哲學的顛峰之處。然而老子卻以“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來解釋這壹主張。這意味著老子堅信自然的無為運行方式但無法考證它，因為對於自然的科學考察是與“無為”相對立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道家思想者不通曉同時代的自然觀（科學），老子在描述經驗性的常識世界時也強烈關註自然的二元對立性質，而莊子更體現了其對自然觀的深刻認識。“無為”，不能理解為無所作為。《淮南子·原道訓》：“無為為之而合於道”。道家的“無為”，是清靜自守之義，是道家以“道”修身所要達到的“合於道”的理想境界。能達到這種理想境界便無所不能為（無為而不無為）。人類領域：老子對人類領域有著深刻關懷。由於“道”存在於壹切有限存在中，人類本身也便是自然的顯現。人們擁有生命，可以品位生活，但同時也要隨時準備毫無遺憾地離開它，對於“道”所帶給我們根本的病痛，死亡都是有限存在的誕生和復歸於無。對於生活方式，老子認為對於居住於“道”中同時又是“道”的顯現的人來說欲望應是相當簡單和有限的，對於人本身的欲望，應該拋棄(不迷其中)。然而現實是“道”在人類領域上發生了分離，老子將之歸結於兩個因素，壹是文明的興起和變化，文明使人在財富、權力、道德完善各個方面上有了新的目標（老子也被認為是徹底的原始主義者）；二是人本身在道德層面上的墮落該作變化。政治：老子的原始主義同樣體現於政治領域，然而並不是壹種無政府主義，《老子》中有很多對統治者的建議和告誡，主張統治者要使人民不宜亂欲，使人民不去沈迷追求“仁義”而本身同時采取無為而治的方針。領悟並體現了“道”的人才能真正文明，使人民恢復“道”的狀態中。老子曾將政治分為四個等級。第壹等，“不知有之”，推行不言的教化，人民不知有治理者，各順其性，各安其生；第二等，“親而譽之”，用道德感化人民，用仁義治理人民，人民都稱贊執政者；第三等，“畏之”，用政教治理人民，用刑法威嚇人民，百姓們都很害怕；第四等，“侮之”，用權術偽詐愚弄，欺騙人民，百姓都要起來推翻它。莊子莊子是老子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者，他的著作表現出他的思想涵蓋了當時各種思潮。後人常將他與老子並稱老莊，是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壹。莊子具有非常顯著的悲觀主義，其思想主要關註在生命上，以修身為主旨，“內聖”的觀念被莊子發揮到了極點。佛教傳入中國後受莊子哲學影響相當大，並由此產生了禪宗。莊子的人身哲學被後世用來倡導藝術精神的培養，打破小我與天地自然合壹的超越精神，以審美的意態體悟世界，對中國的詩歌、繪畫等許多藝術領域有著重要的影響。《莊子》在文學上也取得了相當成就，代表作《逍遙遊》是先秦散文的顛峰作品之壹。莊子之“道”莊子雖然也承認“道”是萬物本源，但和老子的“道”存在壹定差異。老子主張“道”為非存在，並以自然顯現出來，莊子的觀點則不同。莊子在支持“道”是無（非存在）同時，比老子更加關註“道”中關於“存在”的內涵。《莊子》中的“道”表現出了不可窮盡的多樣性和創造性。莊子並不僅把“道”的存在歸結於具有壹定局限性的自然，他試圖比老子更確切的描述不可描述的“道”。他不僅把著眼點停留於自然循環變化的規則，還將目光投向不可預測的，不能預期的變化。這種對於自然具有創造性的欣賞對後代也產生了相當影響。莊子的實在觀在《莊子》中記述了許多莊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問題。先秦時期，以惠施、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引發了中國古代語言危機的高峰。他們提出的諸多悖論引起了關於存在的廣泛關註，影響了當時與後人思考世界的方式。莊子也受到了名家思想的影響，他肯定事物的有限實在性，“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說話並不等於吹氣，畢竟說出了某些東西。）即假如語言沒有被日常虛假意識或者成見之類所影響，語言也許可以與事物本體表現壹致。“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鰍然乎哉?”（人睡在潮濕的地方，腰背就會疼痛，泥鰍也會這樣嗎？）莊子認為語言可以說出東西，但無論從道德層面還是知性層面都不能以對或錯的方式來談論他們。只有在非存在的條件下，所有存在和關系才能找到本源。對於日常經驗性的世界，是壹種有條件的實在，從根本上講是空的（這和佛教的哲學觀有壹定的相似之處）。和老子對於倫理上的偏好不同，莊子主張以壹種審美的、藝術的角度而非科學的態度來觀察世界，所以他對於自然世界的有限存在表現出了絕對意義上的價值中立。人類領域莊子同樣試圖回答關於“道”在人類領域中發生分離的問題。和老子所具有的原始主義，試圖使人們從高等文明的扭曲環境中解脫出來不同，莊子的哲學思想中，人類意識的病態是與生具來的，不存在任何原始主義的解決方案。莊子敏銳地意識到，老子的聖賢觀點中，聖賢有意識的設計了方案，使人們遠離文明的狀態，這裏存在矛盾。莊子的人生哲學強調“齊物”和“逍遙”。莊子認為人類意識的病態使人們將註意力聚集於變幻無窮的周邊世界中，人們的喜好厭惡，對錯的是非觀通過各種形式變得固定起來，即便人正在與周邊世界的有限存在壹樣步向死亡中也仍然執迷不悟。這就是“齊物”思想的起源，即對所有有限存在的絕對公平認識，超越事物間的差別，避免用是非、大小、好壞等主觀傾向看外物，打破人以自我為中心的精神限制，達到萬物齊壹的境界，這是莊子哲學的顛峰之處。莊子深刻的認識到人與其他自然萬物不同，只需要互相貶斥對方是“錯誤的”，就能對同壹件事有完全不同的意見（當時儒家與墨家間的沖突便是最好的證據，莊子對此表示了相當的失望），然而同存於“道”中，又有什麽能是“正確”或“錯誤”的呢？如果能做到“齊物”，那麽他便能達到“逍遙”的境界。這是莊子哲學中另壹個重要概念，這是個體精神解放的最高層次，即無矛盾地生存於世界之中。莊子的解放，是主觀形態的解放，他並不否認矛盾，只是強調主觀上對矛盾的擺脫。莊子用“無為”來解釋這壹術語，與老子不同，這裏“無為”不是壹種政治原則，是指心靈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狀態。這種狀態，也被稱為“無待”，意為沒有相對的東西。這時，人們拋棄了私心，功名利祿，徹底置身於宇宙之中。“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這句被普遍認為《逍遙遊》壹篇主旨，同時也是《莊子》壹書的主旨。這是壹種心與“道”合壹的境界。莊子在人類領域的關懷存在極強烈的現實感，對於生活中的欺壓、紛爭、汙濁有著深切感受和極端無奈，所以他的人生哲學容易被現實生活中的失敗者所接受。莊子受到的挑戰莊子的哲學思想受到了即是好友又是對手的惠施的挑戰。兩人雖然同樣否定了人們常識主義立場的實在觀，但在人類領域上，兩人出現了分歧。當莊子提出“齊物”與“逍遙